把监牢当创作室的印尼作家杜尔

高秋福

新华社高级记者,新华社原副总编辑、副社长,曾担任新华社中东总分社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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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南亚作家中,我阅读他的作品最早,得到的印象最深。记得那是1967年,刘白羽等“黑帮”在北京东总部胡同中国作家协会旧址被强制劳动,搬运一大批图书当废纸扔掉。我从中拣起一本1958年出版的小说《游击队之家》的中译本。一看之下,深为感动,就悄然将其带走,并保存至今。

从此,我一直关注着作者的动向。三十年后的1997年,我访问他的祖国,得知他被软禁,无缘相见。两年后的1999年,他成为诺贝尔文学奖的最热门候选人之一,但最后落选。2006年4月,得悉他溘然辞世,我曾收集大量外电报道,遥祝他一路走好。

他就是印度尼西亚著名作家、终生“把监牢当创作室”的普拉姆迪亚·阿南达·杜尔。

杜尔1925年出生在荷兰殖民主义统治下的中爪哇北部小镇布洛拉。其父是一位心怀激进民族主义思想的教师,拒不同殖民当局合作,放弃官办学校教职,自办民族学校立身。他屡遭殖民当局刁难,最后郁闷而死。为帮助母亲维持一家生计,作为家中九个儿女中的老大,杜尔从小就外出谋生,曾在一家小报任职,备尝生活的艰辛。

1945年8月,一度取代荷兰进行殖民统治的日本无条件投降,印尼宣布独立。杜尔满怀解放与自由的喜悦,携笔从戎,担任政府军新闻官,并开始文学创作。1947年7月,荷兰军队卷土重来,在一次大搜查中发现杜尔身藏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的文件,当即将他逮捕,并不经审讯就投入监狱。从此,这个22岁的年轻人就同监牢“结缘”。

监牢扼杀了杜尔的人身自由,但却磨练了他的意志,成就了他辉煌的一生。在荷兰殖民当局关押的29个月中,他以笔作武器,继续同殖民主义作斗争。后来成为他代表作之一的长篇小说《游击队之家》,就是在雅加达附近的一间狭小的囚室中写成的。

作品描写荷兰殖民军入侵印尼时,一家三兄弟参加游击队抗争的故事。小说的主人公沙阿曼英勇果敢,在敌人严刑拷打下宁死不屈,慷慨就义。他的两个弟弟同样英勇顽强,也为保卫祖国流尽最后一滴血。这部作品被誉为印尼人民反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忠实记录史”。同时,他在狱中还创作了中长篇小说《追捕》、《被摧残的人们》和短篇小说集《革命随笔》、《布洛拉的故事》。这些作品都是以他所见所闻的人或事为题材,描述家国的不幸和人民的苦痛,表达对殖民统治的满腔激愤与强烈谴责。

1949年12月,荷兰被迫承认印尼独立,杜尔获释。他创办“使者图书社”,继续进行文学创作。可是,他不久就发现,国家独立了,但统治者贪污腐化,人民生活仍困苦不堪。他的欣喜之情很快就变成幻灭之感,身获自由的杜尔“心灵上又陷于牢狱之中”。

他创作了《一片漆黑》、《不是夜市》、《雅加达的故事》、《贪污》等多部小说。在这些作品中,虽不乏描述人民为国家、为民族而英勇奋斗的情节,但大量篇章却用来揭露社会底层的苦难、官场的奢靡腐败的黑暗场景。他说,他“为历史而骄傲,但却为现实而苦闷”,对刚刚获得独立的国家的未来深为担忧。

就在此时,他把目光转向“一个新的世界”。他于1956年、1958年和1960年三次访问中国。他从与印尼几乎同时获得自由的新中国得到启示,看到希望。他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明确提出文学应该为绝大多数人服务的主张。他在1959年发表的中篇小说《南万丹发生的故事》,直接描述农民反对恶霸地主的抗暴斗争,就是实现这种主张的一次尝试。这标志着他开始“由一个耽于梦想的诗人变成一名实际行动的斗士”。

杜尔1956年在北京纪念鲁迅会议上讲话

1960年6月,他出版历史著作《印尼的华侨》。在这部作品中,他追溯中国人移居印尼的历史,引述大量事例说明华侨在印尼民族独立和经济发展中发挥的积极作用。他认为,华侨是印尼人的朋友和战友。歧视华人、反对中国,违背印尼人的良知,只能对帝国主义有利。这是他针对当时印尼某些人奉行排华政策有感而发的。可是,这本著作出版不久就遭到查禁,他本人又被关进监狱。

1961年出狱后,杜尔在坚持文学创作的同时,积极参加社会文化活动。他加入印尼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文化协会,出任该会的中央理事会副会长。他心中的苦闷逐渐化解,对现实和前途有了信心。他在1965年创作的长篇小说《铁锤大叔》,歌颂普通工人奋起反抗荷兰殖民军的动人事迹,令人耳目一新。就在他的创作出现可喜变化的时候,印尼于1965年9月30日发生军事政变,以苏哈托为代表的右派军人上台执政,印尼共产党的50多万党员和同情者遭到残酷镇压。“正是这一场噩梦,把我也变成政治犯,再次身陷囹圄。”杜尔后来沉痛地回忆说。

那年10月13日的夜间,一伙荷枪实弹的军人闯进他的住所,以“需要保护”为名,要强行把他带走。他进行抗争,一个士兵就用枪托猛击他的头部,造成严重脑震荡,导致一只耳朵几近失聪。军人们没收了他所有的财物,包括住房和藏书。他保存的大量创作资料和8部书稿,则被付之一炬。

仍然是不经审讯,也没有宣判,一关就是14年。起初,他被囚禁在离雅加达不远的努萨坎邦岸岛。两年后,他同上万名所谓“政治犯”被流放到离雅加达2500多公里的偏远小屿布鲁岛。岛上荒无人烟,霍乱肆虐。他心想,这次看来是走上了不归之路。他请求妻子改嫁,同自己脱离干系。她不肯,靠出售大饼和冷饮独自养活八个孩子。他则被强迫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修路、盖房、种地。但是,他既没有屈服,也没有消沉。他说:“我把布鲁岛的一切看成挑战,而我迎接挑战的方法就是写作。”

起初无笔也无纸,写作无法进行。于是,他就按照家乡口述故事的民间传统,默默地在心中编故事。他说:“我的人身自由可以被剥夺,但我的创作自由任谁也夺不走。”夜晚,他躺在草铺上,一边用双手驱赶不断侵扰的蚊蚋,一边用心给故事打腹稿。白天,他利用劳动、放风或冲凉时间,把故事悄悄说给难友听,鼓舞大家的斗志,也加深自己的记忆。

后来,在国际社会的压力下,监狱条件稍有改善,他得到几只铅笔和一些纸片,就将心中的故事写下来。难友们支持他,纷纷代他筑路、伐木,腾出时间让他写作。此时,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感到胸中的潮水在涌动,一打开闸门就奔腾倾泻”。他经常是“像发疯一样写作”。写好之后,在难友和狱卒暗中帮助下,将手稿偷送出去。

就这样,“在布鲁岛这间特殊的创作室中”,他除写有大量日记、书信、短文外,还完成11部长篇小说。其中,有后来以《布鲁岛四部曲》为总冠名的长篇小说《人世间》、《各民族之子》、《足迹》和《玻璃屋》。

这四部作品既独立成篇,又相互关联。它们以一对青年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为主线,描写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印尼波澜壮阔的反对荷兰殖民统治的民族解放斗争。这个四部曲成为杜尔文学创作的最重要的代表,被誉为印尼现代文学中的“英雄史诗”。杜尔后来不无骄傲地说:“布鲁岛十多年,没能摧毁我,反倒成就了我。它把一排排心灵的奖章,文学的奖章,斗争的奖章,挂在了我的胸前。”

苏哈托政权曾逼迫他交待同印尼共产党的关系。杜尔坚称自己只是一个“诚信之士”,而不是某种意识形态的信仰者。他说:“我不是某一主义的成员。如果非要给我贴上‘主义’的标签,那我就是杜尔主义者。杜尔主义的基本信仰,就是为反对世界罪恶之一的非正义,坚持人人平等的人道主义。”苏哈托政权感到甚为无奈,不得不于1979年将他释放。但是,他并未真正获得自由,出狱后仍受到警方的严密监视,并不准他出国,不准他的作品在印尼出版。直到1998年5月苏哈托政权垮台,对他的监视才解除,他的作品才开始摆上印尼各地书店的销售架。他说,经过18年的软禁,他“终于将黑暗政治的牢底坐穿”。

杜尔讲人道,但对迫害他的人则从不讲宽恕。重获自由后,他在谈到其时已沉疴难医、缠绵病榻的苏哈托时说:“我对这位独裁者并非怀有恶意,也无意进行报复。我只是为他感到遗憾,他开创了印尼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对此,我不会停止表达我的愤怒之情。”2000年5月,倡导民族和解的新任总统阿卜杜勒—拉赫曼·瓦希德总统专程到杜尔府上拜望。杜尔说,他不接受什么民族和解,因为任何人都难以恢复他那被焚毁的作品;他也不需要什么恢复名誉,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名声是任何诬蔑都难以损毁的。他知道瓦希德总统已建议取消苏哈托制定的反共法案,但仍丝毫不留情面地警告说;“不管谁执政,只要继续苏哈托那种独裁统治,我就要与他斗争到底。”

终其一生,杜尔出版小说37部,非小说作品7部,诗集3部。他的作品被翻译成37国文字出版。他的作品曾在菲律宾、日本、法国、美国和国际笔会获奖。但是,直到1999年,他一直被禁止出国,无法去领奖。从1986年起,他连续7次被提名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被称为“亚洲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晚年的杜尔,因患糖尿病,双目几近失明,双耳完全失聪,难以亲自执笔写作。但是,将写作视为自己“终生最大爱好”的杜尔,并没有就此辍笔。他头脑清楚,才思敏捷,就同女儿合作编写印尼百科全书。他也许感到这是他长达60年写作生涯的终点,即使健康状况恶化仍不停地工作。因呼吸困难不得不住医院时,他也不敢稍有懈怠。2006年4月30日,出院不到两天,他就在茂物的家中平静长逝,享年81岁。

杜尔被称为“现代印尼的传奇式人物”。他在回忆录《哑人的独白》中说:“我永远站在老百姓一边,这并非出于什么政治或意识形态,而是家庭教育的结果。我天生是战士,喜欢战斗。”对他来说,“文学不单是为了愉悦,而是完成一项民族责任,为现实发展提供佐证”。他很好地完成了这一任务,据她女儿说,“他最后面带微笑告别了亲人和祖国”。

本文系华语智库专家学者 高秋福 专稿,转载请注明出处、作者和本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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