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39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目的是“断匈右臂”，联络被匈奴击破、驱逐的月氏王国，共同打击处于扩张态势中的匈奴。可以说，这条被后人命名的丝绸之路，最初的缘起就是为了解决国家安全问题。而世事的复杂性就在于，没有完成出使任务的张骞，却打开了中国联通西域的路，凿空般开启了中国与西域国家之间的交往历史。绵延两千年不绝的丝绸之路，成了连接彼此的纽带和通道。

历史不负责为现实提供直接答案，却蕴含着指点迷津的经验线索。丝绸之路的历史经验告诉今天的我们，“安全”与“发展”是亚欧大陆人民的恒久追求，也是一带一路鸿鹄之略能够实现高飞远翔的双翼。

助中国突破“海洋安全的困境”

中国位于亚欧大陆东麓，是倚陆面海的大国。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尚未形成之时，海是天堑，而内陆却是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混居交集之地。对以定居农业为基本生存方式的中国来说，长期的外部安全威胁基本来自内陆。

自明代起，海疆不靖。随着资本主义在欧洲兴起，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不断扩张，以全球贸易为核心的海洋经济日渐兴盛，列强自海外来。海权开始支配陆权，对中国安全的威胁也渐渐转移到了海上。据统计，1840~1949年，帝国主义从海上入侵中国的次数达93次。帝国主义主要来自海上，这是符合历史经验的规律性认识。

新中国建立后，国家维持自身安全的意志和能力都有显著提升，特别是在经历了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国家直接从海上入侵中国本土的可能性日渐降低。改革开放后，中国与海外经济的联系日趋紧密，海上安全的内涵出现了新的变化。

在改革开放之初，为更方便地获得海外资源和海外市场，我国采取了“两头在外大循环”的发展策略。在沿海地区建立了4个经济特区，随后又扩展到开放沿海14座城市，形成了从南到北的沿海连绵开放带。这一做法适应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潮流，抓住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不仅使这些城市和中国沿海地区得到快速发展，也推动中国经济在30年中实现了高速增长。然而，经济的沿海化导致了国家的经济重心出现了东重西轻的失衡局面，造成了潜在的战略隐患。

经济的沿海化，还强化了我国对海外市场和海外资源的高度依赖。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达60%，东部地区则超过90%，每当海外市场发生重大波动，就波及我国经济的发展甚至是我国社会的稳定。与此同时，我国对海外资源和海上通道的依赖也大大增强。2013年，我国进口石油占石油消费量超过56%，其中70%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据统计我国进口的铁矿石、石油和所有外贸总运量的90%以上都要通过海上运输，海上运输通道成为我国的命脉，维持海上通道的畅通是维持我国国民经济正常运行的基本保障。

经济重心沿海化、资源海外化、通道海路化，既是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条件，也在成为制约我国安全和长期稳定发展的重大瓶颈。近年来，美国军方提出了一系列针对我国的战略构想，如空海一体战、离岸封锁、抵消战略等，都是根据我国经济沿海化、海外化、海路化的特征，量身定做的军事对策。据美国一些智库的研究报告透露，美国军方曾多次演练封锁中国海上航路。沿海化、海外化、海路化的“三海问题”，正在成为我国安全和发展的“海洋安全困境”。

要解决这一安全难题，我们除了要积极发展海上力量，努力维护中国的海权，还需要有更长远的战略设计。也就是要从更为宏观的国际政治角度认识经济过度沿海化、海外化的战略隐患，改变国家重心过于靠海的不利地位；要加强亚欧大陆的通道建设，通过使用现代交通技术的进步，开辟和建设能够满足中国长期发展和应对海上安全需要的陆路通道。

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并不是完全针对海洋安全困境的对应设计，却为我们摆脱海上安全困局提供了重要的战略路径。加强通道建设，实现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此举可以极大改善我国的战略态势。同样重要的是，陆路通道的建设，可以避开与海上霸权国家的正面交锋，这是战略上的避实就虚之举。对马汉思想继承者的霸权国家来说，海权不可分割是基本的战略原则。在要么全占、要么全丢的零和博弈中，即使不考虑海上军事力量的对比，仅从两洋国家与海陆两栖国家的地缘因素，中国就难以占据上风。然而，我们是海陆两栖的国家，中国可以背靠昆仑山，面对太平洋，可以倚陆向海。从地缘角度看，中国虽无两洋之利，却有陆海两通之便。在亚欧大陆的内陆，中国占据着海洋国家难以企及的地缘优势。内陆是海权国家的软肋，却是我们的强项。当然，要建设和运行陆路通道一定会存在着许多困难，但和与虎谋皮式的海权争夺相比，这是对中国胜算更大的博弈。

从长远看，建设陆上通道，实现大陆国家之间的紧密合作，有利于打破以海上霸权为核心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禁锢，为处于全球化边缘地带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寻找一条新路。一条不受海上霸权制约的资源和制成品通道，可以让“穷国”之间形成互联互通、互助互利的纽带，在发展中国家之间形成合作之网，让总是以发达国家市场为中心的世界经济活动发生转向，改变目前世界体系已经固化的中心-边缘等级结构，为促进更加公平世界的出现，创造历史条件。

营造共同发展、共同安全的亚洲

在1997年金融风暴后，时任马来西亚首相的马哈蒂尔曾经指责国际投资基金的投机行为，使东南亚国家经济倒退了20年。这场风暴给亚洲国家留下的教训是，要想维持经济的稳定发展，就需要抱团合作。从1999年起，东盟与中国之间开始推进自贸区谈判与实际合作。经过10年努力，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启动，这个自贸区涵盖了11个国家、19亿人口，占世界贸易13%。这标志着，亚太区域合作走到了深度整合的阶段。

2010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东盟地区论坛上发表讲话，声称南海问题涉及美国利益，美国有责任和有关国家解决这一问题。接着，美国政府官员高调宣布“美国重返亚太”。美国在重返亚太后，挑起亚太地区国家原本被搁置的安全议题，搅乱了东南亚地区的人心。东亚地区经济合作虽然还在延续，却不断受到各种安全争端的干扰。中日韩之间、中国与东盟部分国家之间都出现了矛盾，严重冲击了区域国家间“手拉手”合作的良好势头。东亚国家经济及货币合作的议题被搁置，而领土、领海等安全争议却成为了亚太国家关系的焦点。

今天的亚洲拥有全世界67%的人口和1/3的经济总量，是众多文明、民族的汇聚交融之地，也是目前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同时，亚洲地区的安全问题也极为突出和复杂，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民族宗教矛盾、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环境安全、网络安全、能源资源安全、重大自然灾害等安全挑战一直存在，并随着全球危机的蔓延和一些域外国家为一己之私挑起事端，激化矛盾，极大恶化了亚洲地区的安全环境。美国重返亚太后，亚洲国家再次发现，如果不解决安全问题，或者把区域安全寄托在域外国家身上，就会对区域合作发展造成严重冲击，合作进程将受到严重破坏，发展成果也可能要被国际资本的强权所掠夺。因此，在区域经济合作中不能忽略安全合作，发展与安全要两手抓，而且两手都要硬。

习近平在2014年5月召开的第四次亚信会议上指出，亚洲的事情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办，亚洲的问题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亚洲的安全归根结底要靠亚洲人民来维护。亚洲人民有能力、有智慧通过加强合作来实现亚洲和平稳定。习主席在出访时多次强调，中国愿意与周边国家合作，欢迎大家来搭中国发展的便车，愿意与周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安全。

正是针对亚洲区域发展和安全面临的挑战，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与以往相对单一的区域合作计划相比，一带一路更具有综合性，它涵盖了经济、政治、文化、安全等多方面合作，是要一个建设共同发展、共同安全的泛亚区域。泛亚区域是发展中国家集聚的区域，这里的大多数国家与中国一样，都品尝过“落后就要挨打”的滋味。然而，面对世界上列强国家，仅仅靠一国的努力，既无法实现安全，也无法保障发展。所以，亚洲地区要合作发展，必须要有共同的安全框架。如果没有共同安全，共同发展就会成为一句空话。应该说，这是顺应亚洲发展和安全需求提出的战略设计。在推动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必须要做到发展与安全的一体化。中国积极倡导的是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目标是要搭建地区安全和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可以肯定，大国仁而小国智的亚洲，应该是比在美国强权体制下更安全也更繁荣的亚洲。

我们必须看到，殖民主义者在泛亚区域制造并遗留了大量的历史问题，国家和民族之间存在着许多矛盾，宗教文化上差异巨大甚至存在严重冲突，这说明在推进一带一路构想中，必须要发展、安全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现在迫切需要做的就是要建立区域安全框架，建立区域内部消除矛盾的机制和制度，遏制可能爆发的危机，对已经存在的争端要降温，避免军事性冲突。可以考虑把“上海合作组织”的经验进行推广，也可以将“上合”组织对外开放，吸纳更多亚洲国家加入；还可以考虑把亚信机制常态化，组织化，建造经得起风雨考验的亚洲安全大厦，形成区域经济合作和安全合作良性互动、齐头并进的大好局面。

建设发展中国家的命运共同体

要认识和理解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必须和建设利益共同体与命运共同体的战略联系起来。近年以来，中国领导人在提出建设一带一路战略构想的同时，多次倡议要与周边国家建设“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显然，两者之间有着内在联系。

2013年3月，习近平作为中国国家元首首次外访俄罗斯，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就提到了“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在上合组织成员国比什凯克元首理事会上，习近平指出我们需要树立同舟共济、互利共赢的意识，加强合作，联合自强，把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成员国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使其成为成员国共谋稳定、共同发展的可靠保障和战略依托。在印尼国会演讲中，习近平郑重提出了“携手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强调要坚持讲信修睦、合作共赢、守望相助、心心相印、开放包容，使双方成为兴衰相伴、安危与共、同舟共济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在2013年10月召开的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更是用“命运共同体”定位新时期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提出“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

中国领导人的相关论述和政府规划显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构想与建设区域国家“共同体”与一带一路构想之间有直接联系，一带一路构想则是建设共同体的路径与手段，而建设命运共同体才是一带一路的真正目标。我们要理解和推进这一重大战略构想，必须把有着内在联系的两者统一起来认识和落实。因为只有在共同体的基础上，才能形成巩固的经济圈，才能实现一带一路构想。

所谓共同体就是具有共同目标、彼此认同并有归属感、能够相互合作的社会组织，是人类实现合作共存的一种组织形态。在不同生产力水平、不同文明背景、不同社会发展的各个历史阶段，出现过多种多样的共同体。建构和发展互利共赢的超国家、跨文明共同体，是在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陷入危机的历史背景下，走出全球化危机的可选择方向；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通过相互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共同安全，摆脱不公平世界秩序的基本出路。

在弱肉强食的现存世界秩序之下，任何单一的发展中国家要想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几乎是无法实现的目标。发展中国家要想发展，就只能团结起来，取长补短，联合奋斗。即使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也需要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合作，才能实现可持续的发展和安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由此可见，中国领导人之所以提出建设共同体和一带一路构想，并不是出自任期施政的短期需要，而是基于对全球危机的认知和世界大势的研判，是对未来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做出的战略性选择。因而，这将会是中国在一段时期内稳定推进的重大战略。

建设共同体是否意味着结盟？对此要作具体分析。建设共同体是一种国际合作方式，利益与共的就是利益共同体，命运与共的就是命运共同体。共同体是以合作解决自身发展和安全问题为主的国家联合体，不强调针对第三方，但如果遇到安全威胁，也要联合发声，团结应对。就国际法而言，共同体是一种新的“盟”，但却没有传统盟国的排他性特征。它超越了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军事同盟，占有道义高度，更符合当下与未来世界局势的发展。这是中国在国际安全领域的战略创新，我们应该积极推进。

鉴于全球局势及泛亚区域历史和现实问题的复杂性，建设共同体和推进一带一路肯定会经历多种多样的困难。然而，这一宏大而深远的构想，对于中国实现两个百年目标，对泛亚区域国家的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对未来世界的多样化前景，都具有重大意义。值得中国和区域国家一道努力，去实现这一战略目标。

(作者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兼学术研究部主任，文章转自《中国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