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主政，美国外交政策出现重大调整。其中一个重要取向是，缓和对俄关系、拉俄制华。但是，特朗普出师不利，美俄关系微微露晴随又阴云密布，而美中关系却由电闪雷鸣恢复相对平静。中美、俄美关系将如何演变？对中俄关系可能产生何种影响？中国应当如何应对？无疑应是高度关注、加紧谋划的重大课题。我认为，在各种战略谋划中，以大三角逻辑运筹中美俄关系是我争取战略主动的关键。
一、中美俄关系具有大三角关系的典型特征
冷战时期，中美苏关系对世界格局、世界秩序具有重大影响，因而被称为“大三角关系”。冷战结束后，国内研究界普遍认为中美俄关系不再是大三角关系。其主要理由是：俄罗斯不再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国；三对关系相互牵动作用已不明显；谈论大三角关系是冷战思维，不利于改善对美关系。很明显，这种看法不合实际，可能误判中美俄关系的本质、误导对大国关系的运筹。
中美俄关系是否具有大三角关系性质主要看三大条件：一是三者分量是否相当，是否均具有全球影响力，大国与小国构不成三角关系，更谈不上大三角关系；二是三国是否均具有独立性，其中一国依附于另一国或者两者结盟对抗第三者的三个国家构不成三角关系；三是三对关系是否具有相互牵动性，这是三角关系最为本质的特征。
从以上几个条件看，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的存在是实实在在的：三国实力虽然存在不小差距，但是都是举世公认的世界大国、世界级玩家，均具有广泛的全球影响力（俄罗斯虽然经济实力不济，但是军事实力、国际战略运筹能力仍然超强，重大国际问题的解决离不开俄；中国已经崛起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大国，尽管仍不是世界强国）；三国均具有独立性，未形成一国依附于另一国或者两者结盟对抗第三者的态势（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至多接近“准同盟关系”）；三对关系的相互作用十分明显，一对关系的变化总在牵动另外两对关系，或借重或利用或制衡或对冲。
至于“三边关系”的表述，从策略考虑不无不可，但是有可能模糊相互牵动的“三角关系”本质、失去大格局。
需要指出，今天的中美俄大三角关系与冷战时期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有着很大的不同。首先，两大阵营对抗、意识形态对抗成为过去，尽管美国仍在拉帮结伙、不断强化军事同盟体系，仍在大搞“民主国家联盟”、推行价值观霸权。其次，大三角关系的态势发生重大变化，由中美联手制苏转变为中俄联手制美。其三，中美、俄美博弈与合作并存，而不似冷战时期那样进行全面对抗。
出现这种态势与冷战后的国际大环境密切相关：全球化成为时代的潮流，全球性共同挑战日益增多，大国间相互依存增大；多极世界加速形成，若干个三角关系构成多极世界的基础；中国大力倡导的不结盟、不对抗以及合作共赢、共商共建共享等新型国际关系理念，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
二、美俄关系走势对中国国际环境具有重大影响
在大三角关系存在的情况下，美俄关系不论是缓和还是恶化，都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中俄、中美关系。因此，有必要预判特朗普上台后美俄关系的可能走向。
美俄关系“重启”严重受挫。弗林事件持续发酵，特朗普缓和对俄关系阻力重重，不得不改变对俄友好调门，特别是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重拾谴俄老调。俄高层及战略界则由特朗普当选后的欣喜转为失望，重又对美大加抨击、展示强硬。北约与俄同时加强在中东欧和黑海的军事部署，军事对峙进一步加剧。在一系列重大国际热点问题上，美俄也不时互怼。普京签署总统令、承认乌克兰东部两州的“准主权地位”，预示着俄可能重复“阿布哈兹模式”，给予特朗普当头一棒。
特朗普上台近一个月的形势发展表明，美俄关系“重启”将困难重重。我在特朗普胜选后曾经撰文分析：美俄矛盾是结构性矛盾，关系到各自的根本理念、根本利益，特别是国际秩序理念和地缘安全利益，妥协余地非常有限；俄美战略利益碰撞点甚多，特别是乌克兰危机、北约在俄家门口加强军事部署、独联体势力范围、反导部署、核武军备竞赛等等，件件都是棘手难题，双方都难以从既有立场上大幅退让；特朗普对俄政策受到国内建制派及多个利益集团的严重掣肘，众多障碍难以跨越；厌俄、反俄、抹黑俄成为美国国内的“政治正确”，美国全球霸权所依托的同盟体系视俄为重大威胁，特朗普调整对俄政策运作空间非常有限。另外，特朗普团队对俄关系运作粗糙、开局混乱，“俄罗斯门”持续发酵、特朗普陷入被动；俄罗斯也越来越认识到改善对美关系难度很大，越来越感到喜怒无常的特朗普“不靠谱”、不能抱持过高期望，对特朗普离间中俄关系、各个击破企图的警惕也在不断增大。
当然，美俄关系局部缓和的可能仍在。俄罗斯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大国，美国难以无视和绕开，特别是在诸如防止核扩散、打击伊斯兰极端势力等问题上，离不开俄的合作；俄美都是核大国，具有相互摧毁能力，两国都必须避免关系恶化失控；美国以中国作为主要战略对手的战略已定，集中围堵中国既是奥巴马政府也是特朗普政府的既定方针，因而始终存在离间中俄关系、拉俄制华的战略需要；美俄关系长时间处于危机状态，给双方都造成了战略被动，缓和目前这种剑拔弩张的局面符合双方的战略利益；特朗普与普京惺惺相惜，相互好感仍然存在。
预料特朗普政府在稳住阵脚之后可能陆续推出某些缓和对俄关系的举措。特朗普可能在其十分看重的打击伊斯兰国问题上寻求俄的合作，并且以此作为缓和两国关系的突破口。但是，由于双方在此问题上的利益、理念同样严重对立，合作必将磕磕碰碰、很有限度。在以人权问题压俄、在俄策动颜色革命等问题上，特朗普也可能减小对俄的打压力度。而在一时没希望解决的乌克兰和克里米亚问题上，特朗普政府则可能进一步提高谴责俄的调门，以应对国内及盟国对所谓特朗普团队“与俄暗中勾连”的攻击，解除对俄制裁问题短时间内更是难以提上日程。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美俄关系从破冰到融冰，绝非一日之功。最好的前景仅仅可能是，从全面对抗走向局部对抗，既博弈又合作。近十多年，俄美关系几次“重启”均告失败，此次“重启”可能更为艰难。
三、我运筹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的方略应是“多极制衡”
国际格局、国际秩序进入快速调整期，“后冷战时期”正在终结、“后西方时代”已经开启。中国快速崛起、利益和影响向全球扩展，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大国。国际社会呼吁中国更多地承担起全球治理的重任，中国必须充当“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李克强2017年全国人大报告）。鉴此，必须以全球视野、全球思维进行全球谋划、全球布局，必须制定有利于全球战略稳定、符合中国和平崛起需要、适应“奋发有为的大国外交”要求的全球战略。
新时期的全球战略应以“多极制衡”为核心。其要义是：合纵连横、借力用力、顺势而为，通过制衡实现平衡、通过制约对冲遏制；适应世界格局多极化、世界经济全球化、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大趋势，依托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治理体系，推动全球治理走向“多边共治”；团结世界一切进步力量、推动新兴力量加速崛起，打造“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和“周边紧密朋友圈”，恢复全球战略平衡，构建公正合理、和平稳定的新型国际秩序。
新时期的全球战略应以对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的运筹为中心。在中国外交方针中，“大国关系是关键”。中美俄是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世界大国，中美俄大三角关系牵动着国际格局、国际秩序，对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影响最为重大，理所当然应是大国关系的重中之重、全球战略运筹的“重头戏”。
而要运筹好大三角关系，关键在于借俄制美、借美拉俄，同时构建两种类型的新型大国关系，从而增强我战略主动地位。
建议紧紧抓住以下几点：
一是充分认识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战略价值，坚定深化对俄战略协作的信心与决心。
俄罗斯是具有大国底蕴、敢作敢为的世界大国，时常以有限的投入赢得数倍的战略利益。看俄罗斯实力，不能仅看其经济实力，还要看其军事实力、民族凝聚力、国际战略运筹能力。即使看经济实力，也不能仅仅看GDP,还要看其资源禀赋、经济体系的完整性、经济危机的承受能力、经济杠杆的运用能力。
中俄战略协作是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平衡国际格局、构建新型国际秩序的关键所在。中俄相互借重、紧密协作，对美国霸权构成重大制约。美国战略界普遍认为“奥巴马最大的失误是将中俄逼到了一起”，这种判断不无道理。事实上，中国崛起的国际环境和周边环境的维护，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俄两国的战略协作。只要中俄站在一起，美国奈何不了两国。而且中俄互为最大邻国，相互都是对方国家安全的“半边天”，只能“世代友好，永不为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央关于进一步深化对俄关系的决策完全正确，以学术自由为名唱衰中俄关系毫无理性可言。
对深化中俄战略协作的前景应当拥有充分的信心。这不仅是因为中俄都有着对共同战略利益的清醒战略认知，有着联手合作的强烈愿望，而且是因为两国战略处境广泛相似（同为新兴大国、非西方大国、美国战略遏制对象），战略利益广泛相近，战略理念广泛相通，战略优势广泛互补。中俄关系具有高水平，拥有相互沟通、紧密协作的健全机制，构成进一步深化战略协作的坚实基础。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具有战略性、稳定性、内生性、可持续性，不是外部力量可以轻易撼动的。
对于俄美关系的走势，我宜冷静观察、加强对俄沟通。必须努力增强两国战略互信、避免战略互疑。必须大力深化两国上上下下对战略协作战略价值的战略认知，防范敌对势力离间两国关系。中国作为具有全球视野的大国，必须拥有宽阔的大国胸怀。对于俄美关系的改善，我宜摆出乐观其成的姿态。我所应争取的前景是，中美、中俄、俄美三对关系良性互动，中俄、中美关系都好于俄美关系。尽管不易做到，但是应当主动塑造。
中俄要在推动全球战略稳定问题上展开更多“协调一致的行动”。要真正做到：在核心利益上相互支持，在抵御霸权压力上相互支撑，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相互协调，共同发挥全球战略稳定“压舱石”作用，共同构建新的世界大棋局。但是，不到万不得已，中俄不宜结成军事同盟。这不仅是因为结盟条件远不成熟，而且是因为可能造成严重后果。
特别是在军事安全领域要争取形成“特殊友军关系”：在军事战略上相互增大透明度，在军事部署上背靠背、构成掎角之势，在军事行动上相互配合、相互助力，在军事理论、军事改革上相互借鉴，在军事技术上联手研发、争取突破。
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推动“一带一盟”对接合作。藉此结成多领域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同盟”，夯实两国战略协作的物质基础。还应真诚响应俄关于构建“大欧亚伙伴关系”（欧亚全面伙伴关系）的倡议，以扩员后的上合组织为基础，打造有别于西方世界的新兴地缘战略力量，推动欧亚地缘战略板块崛起、抑制西方大国的海洋霸权。
二是要坚持推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争取对美关系相对稳定。
特朗普至今未如其竞选时所言对我狠下杀手，但是中美结构性矛盾难以根本化解，中美战略博弈难以避免。面对美国遏制、围堵，我既要坚持原则、坚定地维护核心利益，又要保持战略定力，不愠不怒、冷静从容，管控分歧、减少对抗。特别要努力稳定对美经济合作，充分发挥其两国关系“稳定器”的重要作用。还要加强军事外交，尽力避免军事对抗。
特朗普对外政策的冲动性和极端性对于中国既是挑战亦是机遇。挑战不言而喻。就机遇而言，特朗普搞乱美国、搞乱同盟体系，其对我的挑战能力有望下降；新兴力量与美更加对立，传统盟友对美更加离心，世界更多国家把和平与发展的希望寄予中国，中国在国际道义上有望更加主动；特朗普推行“逆全球化”，可能陷入孤立主义，中国智慧、中国理念、中国方案有望得到国际社会更加广泛的认同，中国有望成为新时期全球治理的“引领者”。
三是要扎扎实实地发展自己，努力增强综合国力，特别要大幅提升军事实力与国际战略运筹能力。
综合实力强大是大国、强国的标志。只有综合实力强大，才能增强国际影响力和吸引力，才能营造和平稳定的安全环境和发展环境，才能有力地应对各种战略挑战，才能确保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军事力量强大是和平发展的可靠依托、应对霸权遏制的根本保证。必须加大投入、大力强军。中国崛起离不开军事力量的崛起，没有强大的军队经济再发达也只能是任人欺侮的“虚胖子”。为了强军，国家必须舍得投入，民众必须热情支持。军队的使命就是打仗，任何时候军队都不能讳言战争，那种攻击军人“言战”即是“好战”的言论毫无道理。必须强化全民族的国防意识，我国社会国防意识普遍淡薄的危险状况必须尽快改变。
至于国际战略运筹能力，只有这一能力强大，才能用好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才能以较小代价谋求重大战略利益。在这方面，我们有优秀的传统战略文化作为依托，有战略智慧丰富、战略运筹能力强大的以习近平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作为核心，完全可以做到有声有色、纵横捭阖。与此同时必须看到，有关政府部门差距尚大，有待进一步努力。
作者：王海运，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国防大学特聘教授，少将
（本文系根据2017年3月9日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