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的今天，苏联领导中想挽救社会主义政权的八名高官发动“八一九”行动，不到三天，行动失败，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开始禁共，抛弃社会主义道路。以此为标志，世界社会主义板块发生断裂。在板块的东南部，中国以及中国东南的朝鲜、越南和古巴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在板块的西北部，苏联、东欧国家和蒙古抛弃社会主义，在政治、外交、经济和社会领域，实施全面转变。至于军事上敌我关系与敌友关系的转折，那是政治转制和外交转向的必然结果，东欧国家和前苏联波罗的海国家在政治和外交上转向西方后，迅速加入北约，认敌为友，与俄为敌。
当初曾流行一个说法：政治转制需要几天，外交转向需要几周，经济转轨需要几月，社会转型需要几年。这个说法可能适用于东欧小国，但不适用于大国俄罗斯。俄罗斯用了十多年时间完成“四转”，却仍未形成既有别于美国自由资本主义、又有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独特的俄罗斯道路。
政治转制比较成功
俄罗斯于1991年“8·19”事件后抛弃社会主义，1991年12月底解散联盟，1993年10月“炮打苏维埃”，用了两年多时间剔除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苏维埃”“社会主义”和“联盟”三个涉及政治制度的概念，形式上完成了政治转制，形成寡头官僚资本主义制度。当时，“七寡头”不仅参与决策，还出任联邦政府第一副总理、联邦安全会议副秘书等高官。
1999年底普京执政后，镇压了车臣叛乱，终止了共和国法律高于联邦法的违宪现象，杜绝了寡头参政治国的反常局面，形成国家资本主义——“长久的普京之国”，前后用了10年。
今天的俄罗斯，具有“西方民主国家”全套政治表征——三权分立、总统直选、言论自由，实质上实行威权主义的可控民主，政权稳定，政府拥有强大的执行能力，充满自信地抵御美国和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
俄罗斯政治转制的启示是，不能盲目照搬他国制度。叶利钦曾想“全盘西化”，结果是大权旁落、经济命脉被西方控制、社会混乱、民不聊生。而普京——用俄罗斯总统办公厅前第一副主任、普京前助理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的话来说——“通过‘主权民主’，表面上自由开放，实质上严格控制，把俄国君主制与西方民主制有机结合，把一党制国家成功地包装成民主国家”。
可能有一个问题尚未彻底解决，即：俄罗斯能否顺利度过“普京之后”时期，使政权过渡制度化，保证国家长治久安？
经济转轨不甚成功
经济转型主要涉及改变所有制和管理方式，即由国有经济转为混合经济，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
俄罗斯惯于“快刀斩乱麻”，简单化地处理复杂问题。当局把国有资产估值为4.5万亿卢布，拿出其中的三分之一，即1.5万亿卢布均分给1.5亿国民，每人一张1万卢布的私有化证券，可凭证购股。按当时官价，1万卢布相当于1.3万美元，可买一辆小汽车，但实际价值仅相当于一只小汽车轮胎。精明如“七财阀”中的霍多尔科夫斯基等人，以数百卢布的现金换一张私有化证券，低价收购私有化证券，集中起来换购工厂企业，瞬息暴富，广大民众落得两手空空。直到普京执政后，逐渐回购涉及国计民生的重要企业，国有经济比重到2010年代才回升到50%以上。
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的方式更粗暴，当局于1991年1月2日一步到位放开价格，造成恶性通货膨胀，企业破产，职工失业。直到普京执政后，才逐渐正常发放职工工资和退休金，把通货膨胀率压到个位数，把黄金外汇储备从1993年的45.3亿美元增加到2008年的4787亿美元（2021年1月1日，俄罗斯黄金外汇储备达5958亿美元）。
俄罗斯搞非国有化也有值得称道之处。例如，事关本国食品安全的农作物和家禽家畜育种企业、事关军事安全的弹药工厂不得私有化。又如，事关国计民生的重要企业私有化，国家可保留一股，即“黄金股”，以便在企业经营方向等重大问题上保留决策权。
经济转轨不甚成功有三大表现。
第一，转型没有带来经济稳定快速发展。转型第一年，1991年国内生产总值（GDP）陡降约20%，1989-1998年一连十年经济滑坡，2010-2020年GDP年均增长率仅1.6%，远远低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约4%）。2013-2020年的名义GDP，中国从9.635万亿美元增加到15.63万亿美元，增长62.2%；美国从16.623万亿美元增加到20.9万亿美元，增长25.6%；俄罗斯从2.279万亿美元减少到1.46万亿美元，负增长36%。
第二，转型没有带来经济结构优化。制造业萎缩，经济“逆工业化”，能源一度占GDP的30%（1992年能源和军工产值占GDP50%以上）、财政收入的50%、外贸出口的70%。2020年由于油气出口量价齐跌，油气在GDP中的比重才下降到15.2%，但依然大于美国（8%）和加拿大（小于10%），大于尼日利亚（13.3%）这样的不发达国家。
第三，转型没有带来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2020年俄罗斯人均GDP为0.99万美元，略低于中国。2008年，俄罗斯政府在经济巅峰期预测，2020年职工平均月薪不低于2700美元。实际情况是，2020年职工平均月薪为46965卢布，按全年平均比价1美元合72.126卢布折算，仅为651.15美元。
社会转型相当成功
俄罗斯社会转型30年，取得了三大成果。
第一，社会在爱国主义旗帜下凝聚力不仅强于苏联末期，甚至不亚于苏联全盛期。普京支持率高达70%—80%，四次竞选总统都顺利当选；普京支持的统一俄罗斯党稳居国家杜马（议会下院）大多数。2021年7月民意测验表明，支持统俄党、俄共、自民党、公正俄罗斯党等四大议会党的选民，分别为28%、11%、11%和6%，在野反对党无一达到3%。社会自信心明显增强，苏联时期涉美政治笑话，几乎全是讽刺苏联本国，现在这类笑话几乎全是挖苦美国。
第二，社会由封闭到开放。当局通过《群众游行集会示威法》，允许民众组织和参加经批准的合法群体性活动，大城市开辟‘海德公园’，供民众自由发表言论，包括反政府言论。同时，依法有效管理非政府组织，把纳瓦利内之类号召推翻现政权的激进反对派定性为“极端分子”和“极端组织”，禁止他们参加竞选。
第三，社会福利保护弱势群体。转型初期，政府把苏联时期的全民福利当“包袱”抛弃，抗议此起彼伏。普京执政后，加强对民众，特别是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护。2020年修订后的宪法载明，俄罗斯是重视国民社会保护的国家。近年来受疫情影响，经济下降，但社会福利不降反升：法律规定最低月薪、最低退休金、失业救济金不得低于最低生活标准，即“贫困线”（2020年为12130卢布）；退休金每年按高于通胀率的比例上涨；四年级以下学生每天一顿免费热餐；2020年给每名15岁以下儿童发1.5万卢布补助……在选民中占多数的中下阶层民众，是普京高支持率和统俄党在议会中主导地位的有力保证。
外交转向基本成功
俄罗斯独立初期向西方一边倒，普京执政初期也曾表态希望加入欧盟，甚至可以加入北约。2005年，普京“慕尼黑讲话”表明，俄罗斯无法融入西方，只能自成一体。2007年普京在瓦尔代年会发表精辟言论：“世界上真正能实施独立外交的，仅俄中美三国，顶多加上印度”。2011年普京提出欧亚联盟，要依托前苏联地区成为与中美欧并列的世界一极。俄罗斯领导明确本国的非西方定位，用了十多年，对西方的态度，从初期的“融入”到后来的“并列”，再到近年来的“对立”。
俄罗斯加强亚洲外交。这是因为，“欧洲世纪结束于百年前，美国世纪结束于我们眼前，21 世纪将是亚洲世纪。”（瓦尔代俱乐部2018年报告）
卡内基莫斯科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把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奉为“当代俄罗斯外交最重大成就”。他认为：“俄美两国即使立即认真改善关系，想达到当前俄中关系的高水平，需要15-20年。”
外交转向的两大缺憾是，与乌克兰等后苏联国家、与英法德等欧洲大国关系恶化。普京执政后俄罗斯GDP三次负增长都发生在同西方关系恶化、遭受制裁的第二年：2009年-7.8%,2015年-2.0%,2020年-3.1%。
俄罗斯要用好“百年未遇之大变局”。在俄罗斯看来，以美式全球化为标志的“世界秩序”处于崩溃中。中美等大国为夺取优势，都在强固自我，遏制对手。这一态势有利于俄罗斯在欧亚地区和全球提升地位，扩大影响。俄罗斯要趁机巩固大国地位，成为全球力量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