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创新性思维打造泛亚发展之盟
当代国际关系体系的基本框架和要素正在发生重大变化。作为300多年来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组成部分，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主权民族国家及相互关系，正在受到来自三个方向的严重冲击:
一是欧盟的出现，国家让渡部分国家主权组成超国家主体，虽然面临多次反复，包括英国脱欧，但仍代表一种趋势。二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美式全球化开始退潮，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乱象频出、难以为继。三是以中国为代表的边缘地带国家崛起。边缘地带国家有可能成为新的中心却又无意主导世界，美国之后无霸主，单一国家主导世界的历史可能走向终结，世界进入多极化的历史阶段。这个“极”，不止是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极，而可能是区域共同体的极。
中国曾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边缘国家，也是当代国际关系-世界秩序的接受者。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愿景和打造“利益、命运、责任共同体”的构想，开始重新塑造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并由此对大国行为及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展现出未来国际关系的新趋势。
以往的国际秩序都是围绕国与国的关系来构建，而中国提倡的共同体即是基于国家，又是超越国家体系的新关系。它不是传统意义上那种主要为了打仗、相互确保安全的“战争之盟”，而是着眼于互利合作的“发展之盟”。
几百年来，主权民族国家一直是国际法框架下最大的共同体。如今的区域共同体超出国家范畴，又比所谓人类共同体具有可操作性。如果说欧盟主要是欧洲发达国家、单一基督教文明的共同体，那么中国希望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的就是发展中国家、多文明的共同体。这为解决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存在的和平与发展问题提供了新路径，在思想和实践上都是重大创新。
从空间角度看，中国目前推进的共同体是一个“穿越非洲、环连亚欧”的泛亚共同体。它是传统丝绸之路沿线的亚欧非国家以共同发展和安全为目标，通过合作建立彼此认同、互利共赢的区域性合作组织，因而也可称为“丝绸之路共同体”。同主要着眼于防务的传统盟国和只专注于经济的自贸区不同，“丝路共同体”应是涵盖多领域深度合作的发展之盟。它与欧共体亦不同，不谋求建立让渡主权的法律框架，不设计不可逆的合作进程，不求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一律，而是要营造具有吸引力的区域大家庭氛围，“大国仁而小国智”，建构起高效率产业链和统一的多层次市场，形成注重公平的价值链分配机制，保障共同安全、降低安全成本，建设全面、综合、深入、持久的区域互利合作组织。
如何认识“泛亚共同体”的与众不同
对此，我们可从五方面加以认识：一是泛亚共同体是人类共同体在当代的新尝试。在不同生产力水平、不同文明背景、不同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曾出现过氏族、部落、城邦、王国与帝国、主权民族国家等多种多样的人类共同体。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以主权民族国家作为世界体系的基本政治单元，主权国家被普遍确认为近现代人类社会最高层级的共同体。但民族国家追求主权至上和利益最大化的理念与行动，导致主要发生在欧洲的两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国家开始积极推进超越主权民族国家的共同体建设。这说明主权民族国家并非人类共同体发展的顶点，在全球化的大历史背景下人类共同体还处于不断发展和变化中。
二是泛亚共同体是基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组织。传统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属于“边缘地带”。“丝路共同体”在本质上是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组织，它为发展中国家通过互助合作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安全提供了可行的新路径。
三是泛亚共同体是“穿越非洲、环连亚欧”的开放性组织。丝路共同体不是排他性的盟国体系，而是通过自愿合作趋于相互认同的超国家组织。泛亚共同体不是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大国、小国、穷国、富国一律平等，基本原则是共商、共建、共享。泛亚共同体中可包括许多次区域合作组织，如东盟、南盟、海合会、非盟，可涵盖多领域合作框架，如上海合作组织、欧亚联盟、亚信组织、亚投行等。
四是泛亚共同体是超越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的跨文明共同体。在丝绸之路历史上，不同文明曾长期共存、相互包容、彼此合作。但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这些文明已呈现出严重矛盾，甚至走向严重冲突。丝路共同体是跨文明的社会综合体，它的构建和发展有利于增进不同文明间的相互理解，缓解不同国家、民族及文明间的矛盾。它不求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的统一，主张各种文明相互包容，各美其美，跳出基督教文明为主导的秩序架构，在多元文明基础上构建区域合作新模式。
五是泛亚共同体是互动式的区域社会再造工程。丝路共同体是平等相处的国家间合作组织,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倡共同体国家与社会的相互影响、融合和再造，最终形成的共同体是多方协商、互动的结果。由于丝路区域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文化差异巨大，共同体的建设过程将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一个跨世纪的渐进过程。
构建超出主权民族国家之上的泛亚共同体，主要原因在于这是顺应美式全球化体系正在瓦解的趋势，对未来多极化世界的主动推进;是抵御传统西方盟国体系的压力，摆脱发展中国家“边缘”命运的组织化方式;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完成国家、民族复兴的重要路径。推进泛亚共同体建设，通过组织化的方式塑造可持续发展的区域环境，为实现中国复兴创造条件，为改善全球治理奠定基础。中国现在要做的是确定自身战略和目标，这样才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作者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战略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