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俄军事行动已由全面进攻转入重点进攻，在巩固已有战果的同时，作战重心转向乌克兰东部的顿巴斯地区。俄军作战进程显然比预期缓慢，这也使得当前俄乌战事久拖不决。这让外界不得不质疑俄军事准备和作战行动是否存在一定问题。下面就从三个方面深入剖析俄军在此次行动中暴露出的问题。
应对“代理人战争”准备不足
俄乌军事冲突表面是俄乌双方在乌克兰战场上以俄乌军队武力对抗的形式进行的，但实际上是俄与美西方两大体系之间的较量。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西方虽未正面军事介入，但其通过慑压示强、舆论塑造、心理诱导等方式力挺乌克兰。美国除了没有派兵力参加与俄罗斯的直接武力对抗外，几乎参与了其他所有形式的作战行动。美国不仅联合盟友向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和军事物资及其他经济援助，还利用自身在互联网领域、国际舆论传播领域的优势对俄发动信息舆论战，挑动国际社会共同对俄施压。在美鼓动胁迫下，多个国家参与对俄实施经济、金融、科技、能源、个人等制裁，企图通过制裁削弱俄罗斯军事和经济潜力，动摇俄军心、民心，进而搞乱俄国内政治局势，并迫使俄在战场上认输。
而俄罗斯方面显然对这场“代理人战争”没有充足的准备。这主要是由于俄军近年来的军事准备工作主要是立足与美北约的正面对抗，对于如何应对当前这场“北约代理人战争”，即另一种形式的混合战争缺乏周密筹划，从而导致俄方对乌军抵抗能力和意志、美西方介入程度，以及战争持续时间等战略研判出现一定的偏差。
经济实力难以支撑俄战略目标
今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俄军本来是企图通过“闪击行动”，达到速战速决的作战企图，但显然这一目标没有达成。随着作战时间的持续增长、武器消耗、后勤保障以及人员士气等战争持续压力日益增大。特别是俄军在基辅、哈尔科夫等主攻方向上的战场战斗旷日持久，对马里乌波尔亚速营顽抗之敌的围歼作战进展缓慢且损失较大，加之美西方依托其金融霸权，挥舞制裁大棒，对俄实施高强度的金融战，重创俄经济大后方。
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西方聚焦金融领域对俄发起全方位、多手段的遏制打压，其短期目标是冲击俄经济金融稳定，削弱俄军事行动筹资能力；中长期目标则是，以“金融困锁”叠加“战争泥潭”拖垮俄罗斯的经济，从而大幅削弱俄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的影响力。
俄虽采取了关停股市、上调利率等市场“急救”措施，并通过冻结外资在俄资产、以卢布结算能源贸易和偿还外债等进行反制，但在美西方高强度的打击下，俄金融市场大幅动荡，股市、债市、汇市遭遇“三杀”，各类资产遭到恐慌性抛售，主要股指近乎腰斩，卢布一度贬值超80%，银行挤兑、支付受限、融资遇阻等问题频现。受此影响，俄年内经济萎缩已成定局；从长期角度来看，金融战将重创俄经济循环和金融信用，致其国际购买力受损，国家现代化进程和军力建设发展受到迟滞和破坏。美西方此次对俄发动金融战，是其动用经济手段达成政略目标的典型案例，反映出其金融体系“武器化”运用的模式，对俄罗斯来说可谓是“降维打击”。
从人类战争发展规律来看，决定战争走向的从来都不只是军事实力，而是国家的战争综合实力。俄罗斯本身困顿的经济加之美西方成体系的经济、金融制裁，使得其在作战行动中被“束手束脚”。可见俄军未来只有不断加强国家综合实力，才能为打赢现代混合战争提供坚强后盾。
地面作战部队规模无法满足作战需要
从当前俄乌局势来看，俄罗斯虽然表面掌控了乌东战场的整体局势，但其军事力量在战斗中并没有显现出压倒性和强劲的综合实力，反而受制于自身计划束缚、内部协同不力、指挥通信不畅，在应对乌军快速反击、顽强抵抗，以及“化整为零”“零敲牛皮糖”的游击作战中，很多处于局部不利局面，人员、武器均遭受了较大损失。
乌克兰作为地区大国，拥有广袤领土和大量人口，且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基本肃清了军内亲俄势力，具有较大的战争动员潜力。从战略层面来看，俄对乌提出的要求与战争投入规模不相匹配，若想实现乌“去军事化”和“去纳粹化”的目标，必须大规模消灭乌有生作战力量，这就需要俄军夺取制空权后，投入大规模的陆军，通过地面战控制关键城市和目标。但俄经过多轮裁军，军队规模从前苏联时期的280万，缩编到了101万，其中陆军仅占30万。俄还需在国内保有一定规模的部队，在乌参与军事行动的陆军部队无法满足全纵深陆上推进的任务需要，从而未能实现快速突击力量和后续增援力量的有效配合，例如安东诺夫机场争夺战中，俄空降部队在夺占机场后无法实现坚守控制；在黑海沿岸，也未能发起大规模两栖登陆作战。
此次俄乌冲突完整展示了美西方支持一个代理人与另一大国在包括军事、政治、外交、金融、网络等领域展开全面厮杀的全过程。从中不难看出，未来战争将是一场“混合战争”，交战双方在网络、认知、舆论、法理、心理领域的斗争日趋激烈。在“混合战争”实施过程中，既应当吸收传统战争的作战规律，又应当重视顺应其独有特点，力争形成和发挥最大战斗力。对于我们来说，也应借鉴相关经验教训，全面预想未来战争可能行动样式，提前准备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