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平正芳，是中国人所熟知的日本政治家。2018年中国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有十个外国友人被授予“中国改革友谊奖章”，大平是两位日本人获奖者之一，也是唯一获奖的日本政治家。
大平喜欢中国古典，属于“战争体验者”，对中国有一种“负疚意识”，这是他“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背景。
大平作为政治家才智过人、功勋卓著，但是作为大平政权，却深陷党内派系斗争的泥潭，以致本人不幸成为牺牲品，令人不胜唏嘘。
一、 “三角大福”中最后登上相位，不幸成为派系斗争的牺牲品
大平正芳（1910-1980年），出生于香川县三丰郡和田村（现属观音寺市），香川县旧称“赞岐国”，论面积在日本43个县中排名最后。
大平的家乡“有山有水好风光”，大平在《我的履历书》中描述家乡时称，“向南仰望阿赞的山峦，向西俯视燧滩的银波”。大平当上首相后，提出“田园都市构想”，据说其灵感就来自家乡的“田园风光”。
大平“生为西赞（香川县西部）中农的二男”，靠父亲的高瞻远瞩与哥哥的宽宏大量破例迈进了中学的大门。父亲认为“家里没有什么财产分给老二、老三的,至少应该让他们多念点书”；年长一岁的哥哥看到二弟成绩优异，愿意支持二弟继续读书。
大平的求学之路一波三折，依靠亲戚的帮助和奖学金，读到东京商科大学（现国立一桥大学）。毕业前夕，时任大藏次官的同乡津岛寿一拍板，大平顺利进入大藏省。
日本投降前夕，津岛升任藏相，起用大平担任大臣秘书。时间虽短，大平得以见证军部的飞扬跋扈，他曾私下对人说：“军部如此独断专行，倘若获胜，也许世道会变得更加可怕”。
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当时许多日本人痛哭流涕，大平“却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反而沉浸在该来的终于来了的安心感中”（《我的履历书》）。
战后大平又遇见一个“贵人”--大藏官僚池田勇人，大平与池田结缘，影响了大平的人生。曾是大平“上司”的池田，，1949年出任藏相，大平当上藏相秘书，成为池田的得力助手。
1952年在池田的劝诱下，大平辞官从政，竞选众议院议员一举成功。后来池田创立自己的派系“宏池会”，大平自然成为重要成员。
1960年7月，池田接替岸信介登上首相宝座，大平被任命为内阁“大管家”官房长官。池田上台后断然“拨乱反正”，在经济上推进“收入倍增计划”，在政治上实行“宽容与忍耐”“低姿态”。
其中后者就是池田的幕僚大平与宫泽喜一出的主意，大平本人作为官房长官更是以“低姿态”而闻名。据说岸信介曾发感慨说：“我派如有大平那样的人，岸内阁一定可以再延续两三年”。
大平从政以后，一路顺风，历任内阁官房长官、藏相、通产相、外相和自民党政调会长。1970年大平60岁时，写了一篇题为“还历与自诲”的随笔，他回顾自己60年生涯说：“既没有飞黄腾达，也没有惨痛的失败”“有幸没有遇到大风浪”。
1971年，大平接替前尾繁三，被推举为“宏池会”第三代掌门人，“冲刺”自民党总裁和相位成了义不容辞的使命。1972年9月，大平作为派系领袖首次参加自民党总裁选举，形成“三角大福”（三木、田中、大平、福田）鼎力的格局。
在第一轮投票中，大平得票数排名第三，少于田中与福田，领先于三木。在田中与福田的“决胜”投票中，田中、大平、三木联手获胜。田中政权诞生后，大平作为其顶梁柱，先后担任外相和藏相。
1974年12月田中因搞“金权政治”下台，大平与福田争夺总裁椅子，互不相让，结果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一个“椎名裁定”让三木登上了总裁和首相宝座。
三木内阁末期，福田与大平联手把三木趕下台，随后产生的福田政权，被称为“福（福田）大（大平）体制”：福田当首相“管政”，大平当干事长“管党”。
大平与福田有个“密约”：福田先上台，两年后让位给大平。结果福田爽约，以“全世界都需要福田”的自信，谋求连任。大平与田中再次联手，福田留下一句 “老天也有说走嘴的时候”的慨叹，黯然下台。
1978年12月，大平终于当上自民党总裁和日本第68任首相。大平在漫长的“蛰伏”过程中思索治国方略，上任伊始提出种种“政策构想”，包括“田园都市构想”“多元化社会”“文化时代”“环太平洋合作构想”“综合安全保障”等。
但是，以往总裁选举中留下的“新仇旧恨”在暗中发酵，以大平派、田中派为中心的“主流派”与以福田派、三木派为中心的“反主流派”之间冲突不断，自民党内的死斗甚至使社会党提出“内阁不信任案”得以通过。
为摆脱腹背受敌的困境，大平使出最后一招：利用首相的“专权”宣布解散众议院，众参两院同时选举。
选举拉开帷幕当天，大平身先士卒，走上街头发表演说，结果累倒紧急住院。
内政外交的繁忙日程与国内政局带来的心劳，把大平搞得疲惫不堪，加上70岁的高龄，身体已经超过极限。
1980年6月12日，大平因心肌梗塞引起心力衰竭去世，享年70岁。
大平的猝死救了自民党：“反主流派”偃旗息鼓，两派恶斗变成“举党一致”，选举成为“吊唁选举”，自民党获得大量被称为“香典票”的“同情票”。选举结果是自民党大获全胜，在众参两院获得了远远超过稳定多数的议席。
7月9日，日本内阁与自民党在日本武道馆举行联合葬礼，包括108个国家、两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在内，共有六千人参加，在馆外有近四千名普通市民排起长队。在此之前，大平的家乡在香川县观音寺市民会馆举行了“联合葬礼”，有四千三百人参加。
二、 喜欢中国古典的“知性派政治家”
大平谦逊憨厚，表面“木讷”，绰号“钝牛”。因是香川出身，被称为“赞岐钝牛”或“香川钝牛”，其实他是“战后政界屈指可数的知性派政治家”。
大平的知性源自博览群书，读书是大平最大的爱好，从政治、经济、法律、哲学、宗教到历史、小说，其阅读范围极广。大平在《我的履历书》中说，“我不管有多忙，每周都去一两次近处的书店，大多数情况下，都要买两三本新出版的书”。
大平喜欢中国的古典，认为中国的古典“有一种感人肺腑的力量”。他在青年时代就爱读《老子》《史记》《十八史略》等中国古典,深受老庄哲学的影响。
大平对老子的“不论人非、不记人过、不忘人恩”的教诲身体力行，他在任职大藏省时，被同僚称为是个“不炫耀、不抱怨、不说人坏话”的人。大平的女婿的森田说大平“从未对人大喊大叫过”，称大平的人格魅力近于神。
大平对于中国的古典诗词造诣很深，在文章和讲话里引用自如，在谈到如何应对政界的风云变幻、“与狼共舞”的态度时，随口说出“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的诗句。
大平的盟友田中评价大平时说，“与其说是政治家，不如说是宗教家和哲学家。
大平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讲话时经常引用圣经。由于接连经历疾病和父亲去世，大平求助基督教的精神支持，不到20岁时接受了洗礼。在日本的前首相中，基督教徒并不罕见，但是“虔诚的”基督教徒，被认为只有片山哲与大平。
大平与美国前总统卡特很合得来，据说这与海军军校出身的卡特也是个“虔诚的的基督教徒”有关。大平去世后，卡特特意赶到东京参加了大平的葬礼。
说大平是个“哲学家”也非虚言。大平善于思索、思想深刻，曾经发明过一个名为“椭圆哲学”的理论。
这个理论说的是：正圆形只有一个中心，椭圆形则有两个中心，只有使二者处于紧张而平衡的状态时,事情才能顺利进行。
“椭圆哲学”用于国内政治以及国际政治，就是立场不同的人时而对立、时而相向而行，“在适度的紧张感中并存，结果会像椭圆那样取得和谐”。大平的“椭圆哲学”包含辩证法与调和中庸的色彩,反映了他主张宽容的为人处世原则。
大平终生不失对学问和人类知性活动的敬畏之心。他上台伊始就网罗了一大批著名学者及其他有识之士，成立了九个“政策研究会”。大平内阁的这些“政策研究会”对于后来的政权也有很大影响。
据大平的秘书森田一回忆，中曾根当上首相后的第二天，就把森田叫到官邸，表示要“利用”大平智囊团提出的“报告书”。民主党出身的前首相野田佳彦，上台前夕也曾秘密拜访过森田，请教有关“政策研究会”的经验。
大平就任首相之前，曾经勾画过关于将来的“理想”：“放弃从政,另走自己喜欢的路。”
他所说的“自己喜欢的路”,是指办一家由一批彼此情投意合的学者和新闻界人士组成的研究所,研究思想及社会、外交、历史问题，过一种“半学究生活”。他向往与“年轻后生们商量问题”“适当地出个主意”。
大平的这些“理想”，8年后被就任“世界和平研究所”会长的中曾根康弘实现了。中曾根曾经当过三届首相，活了101岁。
大平的遭遇令人感慨唏嘘，同时也告诉人们“人生七十”与“人生百年”的不同。
三、 战前就是“中国通”，战后四次出任外相促进中日交流
大平与中国的“缘分”很深，战前就与中国“结缘”。1939年6月到1940年10月，大平受日本大藏省派遣，到中国张家口担任“驻蒙疆联络部”经济课长。
“驻蒙疆联络部”是近卫文麿内阁于1938年底设立的“兴亚院”的分支机构。日本设立“兴亚院”的目的，是适应“日中战争”的全面爆发，“统一指导对华政策”，本部设在东京，在北京、上海、张家口、厦门设有联络部，各处都有大藏省的官员任职。
大平在张家口常驻期间,实际接触到了中国的经济、社会、风土人情及国民性，变成一个“中国通”，同时也目睹了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回国后，在“兴亚院”东京本部经济部负责编制对华投资计划并监督实施，频繁出差到中国大陆。
大平从政后，多次入阁出任大臣，其中出任次数最多、时间最长的是外务大臣（外相）。包括第二、第三次池田内阁、第一、第二次田中内阁，大平先后四次出任外相，时间长达4年余，创下当时最长的记录。
对于中国人来说，大平作为外相随田中首相访华，印象最为深刻。其实，大平在池田内阁任外相期间（1962年7月～1964年7月），也在促进中日交流、特别是发展中日经济关系方面做出过突出贡献。
岸信介政权后期，发生了日本右翼侮辱中国国旗的“长崎国旗事件” （1958年5月），致使中日第四次贸易协定无法实施，中日民间交流一度中断。
大平从池田内阁的官房长官转任外相后，便把恢复中日民间交流作为“现实的重大课题”，在美国主导的“遏制中国”政策大行其道的情况下，开启了中日“备忘录贸易”，实现了互设贸易联络事务所和交换新闻记者，为后来的中日邦交正常化奠定了基础。
田中内阁一成立，大平便被任命为外相，当时大平派内有人“从将来竞选总裁考虑”，建议大平担任党的干事长。大平则认为，比起个人前途来，更应全力支持田中、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
1972年7月，田中刚刚就任首相，周恩来总理便邀请田中9月访华。据说当时田中没有立即答应，担心“谈判不成功就要下台”，大平说服田中，表示“我一定让它成功”。
1972年9月，田中首相率领大平外相和二阶堂进官房长官等人访问中国，签署了《日中联合声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大平又以外相身份发表谈话，宣布“随着日中邦交的恢复，‘日华（台）条约’自然失效”。
了解内幕的人知道，大平是中日建交从始至终的推动者，在建交谈判中实为日方的“操盘手”。
1974年1月，大平外相再次访问中国，签订了“日中贸易协定”，并参加了“日中航空协定”谈判。
据大平的首席秘书、曾陪同田中、大平访华的森田一回忆，田中与大平两人都致力于日中邦交正常化，但是两人的“出发点”有所不同：田中主要为了获得三木的支持，实现田中、大平、三木联手，进而争取中曾根，以赢得总裁选举；大平则很早就认识到了恢复日中邦交的重要性，属于实现自己的“夙愿”。
四、 真心支持中国的现代化，中国总理赴日参加大平葬礼
2018年12月，庆祝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大会宣布授予10位外国友人以“中国改革友谊奖章”，其中包括两位日本人：松下电器创始人松下幸之助与日本前首相大平正芳。
当时宣读“友谊奖章”获得者名单时，是这样介绍大平的：“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支持我国改革开放的日本政治家”。
大平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支持，主要表现在向中国提供政府贷款(“日元贷款”)。
1979年12月，大平作为日本首相首次访华，宣布向中国提供政府贷款，并签署了“日中文化交流协定”。
据大平派的核心人物之一、曾任自民党干事长的加藤紘一回忆，大平决定对华提供日元贷款是有背景和“大战略”的。
其背景就是，尽管日本“在第二次大战中大肆蹂躏（中国）领土，却没有对华赔偿”，大平的秘书森田直言称大平有一种“赎罪意识”。
大平的“大战略”，则是“希望利用经济合作”，使中国“更加重视市场经济，成为能与国际社会及日本采取共同步调的国家”。
大平访华期间发表演说，称赞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表示日本将积极支持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在大平看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可以让中国“通向国际协调”，而“一个富裕的中国的出现有助于实现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日本“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不仅有“日本独自的考虑”，同时也“反映了世界的期待”。
“日元贷款”，是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ODA）的中心。在1980年以后的四分之一世纪里，“日元贷款”在中国所使用的外国政府贷款中约占一半。
上世纪90年代初之前，中国的投资环境尚不完善，外国企业的对华直接投资比较少，当时以“日元贷款”为中心的日本资金弥足珍重。
大平个人对中国还进行了献计献策的“智力支援”。
1978年10月，邓小平为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交换仪式访日时，大平以自民党干事长身份同邓小平首次会面，在自那以后不长的时间内，两人会谈四次。
在会谈过程中，大平详细介绍了战后日本的经济发展情况，包括战后初期采取的“倾斜生产方式”和大平本人参与的“收入倍增计划”。中日双方的专家都认为，这对邓小平提出“翻两番”以及其他改革开放构想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邓小平得知大平逝世后，曾深情地说“大平正芳先生的去世，使中国失去了一位很好的朋友，对我个人来说，也是失掉了一位很好的朋友。感到非常惋惜。尽管他去世了，中国人民还是会记住他的名字”。
1979年12月，大平访问了古都西安，他对中国悠久璀璨的文化感到如醉如痴，西安人热情隆重的款待，更使他难以忘怀。大平不胜感慨地说:“这种欢迎场面实在令人吃惊，应该把我的选区移到西安来!”。
不幸的是，时隔半年余，大平突然逝世。
大平逝世当天，华国锋总理即向日本临时代理首相伊东正义发去唁电，对大平的逝世表示深切的哀悼。7月8日，华国锋又赶到东京参加大平的葬礼，并到大平家里吊唁。
其实，这是华国锋在一个多月时间里，两度访问日本。同年5月27日到6月1日，华国锋作为中国总理首次正式访问日本，温和谦逊是华国锋与大平的共同特点，两人意气相投，形成了个人间的相互信赖关系。
华国锋第二次访日，还完成了一项意外的使命：在东京与前来参加大平葬礼的美国总统卡特举行了会谈。
这次会谈是中美建交后的首次首脑会谈，可以说是大平在“天国”牵的线。
作者：马成三 （日本静冈文化艺术大学名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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