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发达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全球化进程中获得了巨大的好处和利益。但是自本世纪以来，尤其是在美国爆发金融危机以后，美国以及西方其他国家的中产阶级家庭失业情况增加，收入停滞不前，生活水平下降，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好处落进了少数人的腰包，贫富差距显著加大。西方普通民众的怨恨情绪发泄在经济全球化上，反对精英统治的民粹主义和反对全球化的风潮上升。
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及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去年底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西方国家去工业化和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是导致人们强烈不满情绪不断增强的主要原因。沃尔夫说，50年前，英国有40%的劳动力受雇于造船、钢铁等制造业，现在只有10%，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美国、法国和德国，大批普通劳动群体受到经济变化的冲击；此外，技术的进步、金融业的崛起以及对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的增加，使收入分配发生了变化，劳动阶层变得贫困，而有钱人更有钱。他说，更具决定性的原因是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后果，首先是它摧毁了精英掌权的合法性和可信度，其次是对危机的救援很不公平，承受灾难的是普通大众，而需要对危机担责的人却被救，更重要的是金融危机导致经济发展长期停滞，中等收入人群收入停滞不前，到2020年，英国和美国绝大部分人的实际收入都不会超过他们2007年的水平。沃尔夫认为，发达国家对全球化的推动力不存在了，也不可能再有来自发达国家的新动力推进贸易自由化，这是悲剧，也是事实。
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主任罗宾·尼布特利今年初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英国和美国的世界经济领导地位已经消亡，它们对全球化将采取更为实际的态度，它们正在调整自己在全球化中的角色，它们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将对自己的关键领域市场进行保护，对全球化采取更具“选择性的态度”。尼布利特还指出，今后全球经济增长可能更多地依靠各个国家自身的经济增长驱动，可能更多地依靠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是全球性的。
尽管美国和欧洲出现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但是经济全球化的潮流不会停止，更不会终结。
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及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
英国经济评论家沃尔夫说：“未来全球化的动力将主要来自于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洲；从现在起的30年，世界经济重心将继续从西方向新兴国家转移，这也是为什么它们将决定全球化发展态势的原因。”
美国《赫芬顿邮报》今年初发表评论说，鉴于美国和欧洲当前只关注自身事务，“拥有全球视野的大国只有中国了。不论其愿意与否，中国都已成为维护开放性全球经济和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实际领导者”。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在世界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以及出现“逆全球化”风潮和保护主义趋势的背景下，中国作为“应势而为、勇于担当”的全球领导者的代表尤为重要。 施瓦布说，中国已成为“在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领域都拥有强大力量的国家”，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中国还担当了全球经济“火车头”的角色，中国正履行着“应势而为、勇于担当”的领导者的职责。他认为，作为这样的全球领导者，不仅要对周边发生的变化能积极反应、应势而为，还能秉持让世界始终保持开放的态度和政策，而中国正是这样一个合格的领导者。
美国总统特朗普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出现的反全球化的思潮，也许会使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在某些方面放缓步伐，但无法阻挡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流，而且经济全球化的某些领域的发展速度正在加快，如信息全球化，互联网经济，互联网金融市场等。外国一些媒体报道说，中国互联网金融用户人数超过了5亿，市场规模达到12万亿到15万亿人民币，每天有数百万人在智能手机上进行各种类型的支付，足不出户就能申请贷款和购买保险，中国已成为互联网金融领域的领头羊。此外，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无疑为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注入了新动力，“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在亚洲、中亚、欧洲和非洲修建公路和港口等基础设施，融合了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发展自身经济建设的需要。经济全球化将给各国的经济发展带来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