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复交意义重大成果丰硕
来源：华语智库 时间：2022-09-27 08:59 作者：张可喜
50年前的这一壮举是两国有远见卓识的领导人在国际形势巨变背景下做出的双赢选择。
中国方面，周恩来总理作为最高司令官，虽身怀绝症，但依然废寝忘食，呕心沥血，直接指挥了复交的全过程，功不可没。日本方面，田中角荣、大平正芳两位前首相、创价学会池田大作名誉会长、自民党开明政治家松村谦三和古井喜实以及经济界友好人士冈崎嘉平太、高碕达之助等，为两国复交不畏艰难险阻甚至牺牲生命，都是有功之臣。
中日复交的是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而实现的。其中实现“平等互利”这一原则在两国关系史中还是第一次。
不算徐福东渡，自“建武中元2年（公元57年）倭奴國奉貢朝賀”《后汉书·东夷传》）以后到隋大业3年(607)倭王“遣使朝贡”，国书称“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隋书·倭国传》，日本和中国的关系是所谓的“朝贡”与“册封”关系。
此后，遣唐使以来至16世纪，基本上是日本以和平友好姿态学习、引进大陆文明的时期。
从1592、1598年日本军阀丰臣秀吉两次侵朝开始，特别是明治维新（1868年）以后，一直到1945年，是日本推进对外扩张主义的时期，主要事件有并吞琉球、霸占台湾和朝鲜、建立伪满洲国、侵占大半个中国等。
两千年的时间内，虽然大部分时间内维持着友好和平状态，但两国关系却不是平等互利的。实现平等互利、友好合作关系的是1972年两国复交以后的事情，可以说是中日关系史上的第四个阶段。
上个世纪进入70年代后，国际政治格局开始发生根本性变化：1971年，7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华，10月在非洲兄弟的拥抬下，中国在联合国及其安理会的合法席位得以恢复。这标志着西方阵营对华封锁禁运政策的破产，更预示二战后国际政治格局即将发生根本性变化。
1972年2月“尼克松冲击”诱发的9月日中日复交以及1978年10月邓小平同志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换文而访问日本，成为催生中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政策的外部因素。中国四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国力大增，是“改革开放”政策的丰硕成果。而这正是五年前美国政府再次逆转对华政策，把中国视为最大对手的根本原因。因此说如今的国际政治大变局是从50年前开始的也不为过。
复交极大地促进了中日两国在各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特别是经济交流与合作。
对华关系正常化可以说是日本二战后第一次向世界展现的“独立自主外交”姿态，从而提升了在国际社会的地位，同时在经济上先于其他发达国家获得了拥有14亿人口的庞大商品市场和投资场所，为经济的继续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据统计，中日两国贸易总额从复交前的10亿美元增加到的将近4000亿美元（2021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余额超过1300亿美元，日本企业在中国的数量多达到3万家，日企在中国的收益率达到14.9%，远远高于在美国的6.1%，两国间友好城市逾百对，人员往来1200万人次（2019年）。
上述这些数据无可争辩地说明，中日经经贸关系具有极大的互惠性，两国已经建立起密不可分的关系。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中日复交不仅造福于两国人民，而且为东亚地区国家带来了长期的和平与稳定。在东亚，中果和日本是两个有举足轻重分量的国家，两国关系好坏，会对这个地区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50年来，它们至少避免了在中日两国之间选边站的负担，从而能够享受相当长时期的安定发展机遇。
如今的中日关系再次走到了十字路口。主要原因是日本国内出现了类似于复交之前的政治形势——亲美、亲台、反华势力大行其道。
严峻的形势需要我们回归实现邦交正常化的初心，尤其应该继承和发扬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和社会贤达那种高瞻远瞩的战略智慧以及不畏艰难险阻的胆识魄力，加强对话和沟通，妥善处理分歧，共同构筑契合新时代的中日关系。
作者：张可喜（华语智库高级研究员，新华社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