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中日双方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和平友好条约”是由日本众、参两院和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的，具有法律权威性。其中，主要突出三个方面：
一是和平共处。双方互相尊重主权，领土完整，互不侵犯领土，互不侵犯主权，互不干涉内政，互利互惠，和平共处。
二是和平解决争端。在联合国宪章，国际法原则的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
三是反对霸权。缔约双方都不应在任何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在中日长达2000年的交流史上，这是第一个真正体现平等的和平友好条约，为两国超越社会制度和价值观的异同，实现长期和平友好相处，开辟了广阔前景，受到两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评价和热烈欢迎。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来之不易，它并非恢复邦交正常化当年就签订的，是在中日邦交正常化6年后，经过曲折谈判，于1978年8月12日在北京签署，当年10月23日生效的。为交换条约批准书，邓小平副总理访问日本。
他强调，《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缔结，是继中日邦交正常化后，两国关系中的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条约是中日关系的政治总结，也是两国睦邻友好关系已经发展到一个新起点的重要标志。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与其他国家签订的类似和平条约有所不同，内含两层意思：一是要和平，二是要友好。周恩来总理曾经说过“中日两千年友好，五十年对立”。周总理的表述，概括了中日和平相处则两国互学互鉴，文化交流异彩纷呈，中日交恶则影响两国国运兴衰走向歧路，文化交流也受到影响的事实。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日战争状态结束，合作发展开始，为双方政治、经济、安全、科技、文化交流合作提供了法律保障。同时，在应对全球性挑战，确保地区稳定方面起到了促进作用。
该条约问世，也是两国领导人对和平发展高度重视的结果，和平是人类社会最宝贵的财富，只有和平国家才能繁荣和稳定、发展。以此，向世界传递和平友好的信息，两国具有运用智慧和诚意处理历史问题，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智慧和能力。
该条约出台，也是中日老一辈领导人和政治家不失时机的政治决断，以法律形式保障两国恢复邦交正常化发表联合声明中各项原则的落实，因此必将成为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在迎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之际，中日两国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已经举行10余场纪念活动。
1月13日，为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东京多元交响乐团在东京举行“2023新年音乐会”。
1月15日，全日本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在东京新高轮王子大饭店，举办“2023年全日本华侨华人春节晚会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纪念活动”。
3月4日，为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进一步丰富友城人文交流内容，福州大学开展福建省与冲绳县共同举办省-县云交流活动之“虚拟互访”活动，邀请了当地中日友好人士分别用中日文，采用边走边拍、现场直播的形式介绍双方具有代表性的人文历史景观。
7月15日，中华日本学会，内蒙古民族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在内蒙古民族大学联合举办“中华日本学会2023年年会暨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5周年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外交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复旦大学等40多家研究机构、高校、出版社、媒体杂志近150人参会。
8月10日，日本大集会实行委员会在东京举办了“日中平和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纪念大集会”。会议主题为“日中友好才是日本最大的安全保障之一”。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应邀出席并致辞，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村山谈话继承发展会理事长藤田高景、前广岛和平研究所所长浅井基文，中国大使馆公参张漪波及中日双方学术、文化、媒体界人士和市民团体成员300余人与会。
9月19日,全华联在日本东京板桥区立文化会馆，举行《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庆典晚会。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全日本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会长何德伦出席并致辞。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公使、全华联理事长贺乃和等百余位嘉宾以及约1200名旅日华侨华人和日本各界友好人士观看了演出。
9月28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4周年暨《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招待会在东京举行。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偕夫人丁玥、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鸠山由纪夫，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二阶俊博，外务大臣政务官穗坂泰、外务审议官船越健裕等日本政府代表，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日本共产党委员长志位和夫、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众议院副议长海江田万里、参议院副议长长浜博行等50多名日本国会议员，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十仓雅和、日中协会会长野田毅、山梨县知事长崎幸太郎等经济界、文化界、友好团体、地方政府和媒体智库知名人士，多国驻日使节及在日华侨华人、中资机构、留学生代表等1400余人出席。
10月6日为纪念《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5周年，庆祝一般社团法人日本冲绳华侨华人总会成立50周年，由日本冲绳华侨华人总会和音乐节组委会，在冲绳县那霸市共同举办“2023冲绳中国音乐节”。
10月12日，由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和在日中国企业协会，共同主办的庆祝《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纪念会在东京举行，中日经济界人士约300人出席。
10月19日，由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本外务省支持，中国外文局和日本言论NPO共同举办的，第19届“北京—东京论坛”开幕。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致辞中表示，再过几天，我们将迎来《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生效45周年纪念日。45年前，两国老一辈领导人运用战略文化和政治智慧缔结了这一条约，以法律的形式将发展两国持久友好，确立为双方的共同目标。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曾经形象地形容，“条约为两国搭建了一座牢固的铁桥”。
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频繁参加各地纪念活动，他在致辞中除了强调和平友好条约一系列核心原则之外，还阐述了举行45周年纪念活动的目的和意义。吴大使认为，既要重温缔约初心，更重要的是忠实履行条约义务，牢牢把握和平、友好、合作的正确方向，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
他还指出，中日为什么要签订一部以和平友好命名的条约？是因为经历了那段日本军国主义使两国人民深受其害的战争历史，所以郑重宣誓两国人民要世代友好。然而45年后的今天，日本国内一些人似乎忘却了历史教训，渲染“中国威胁”，煽动“台湾有事”，有人甚至扬言要强化威慑力，要立足于战，这是危险言论。如受其所惑，日本将再次被带入历史歧途。
吴江浩进一步指出，我们要高举友好旗帜。世界在变、时代在变，45年后的今天为什么还要坚持友好？这是因为友好是两国根本利益之所系，是经受历史和现实反复检验的唯一正确选择。无论两国关系遇到多大困难和阻力，无论一些势力如何处心积虑挑动中日对立，我们都不能动摇初心，而要理直气壮高举友好旗帜，切实遵循中日四个政治文件原则，合力维护两国关系大局。
鸠山由纪夫前首相在纪念活动讲话中表示，45年前日中缔结和平友好条约，时至今日依然具有重大意义。与此同时，日中两国实力对比和国际地区形势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双方要超越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差异，秉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的“友爱”精神，妥善处理历史、台湾等各种问题，在双多边广泛领域积累合作成果。
日本有些政客煽动“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不久前自民党副总裁去往台湾，妄言日本要“展现作战决心”。这与日本宪法规定放弃战争权利直接抵触，也违背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使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不以武力相威胁的义务。日本政府应回归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等文件立场，公开表明不支持“台独”。在中美博弈加剧的大背景下，日本不应激化大国对立，而应努力在中美之间发挥沟通桥梁作用。
“日中平和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纪念大集会”主办方代表藤田理事长直截了当对现政权发出警告，值此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之际，日方要深刻反省侵略战争历史教训，始终牢记和平友好才是日本最大的安全保障之一。日本一些当政者要停止将中国视为假想敌、推进战争准备的错误做法，希望双方为维护日中和平友好和亚洲发展繁荣共同努力。
作为亲历和平友好条约缔结的福田赳夫之子的福田康夫前首相在参加纪念活动中表示，包括和平友好条约在内的日中四个政治文件是日中关系的政治基础，是双方应遵守的原则和共识。当前，中国社会长期稳定，经济不断发展，世界影响力不断扩大。期待日中两国能形成合力，共同为世界和平与繁荣贡献力量。
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二阶俊博表示，45年前两国老一辈政治家秉持战略远见和巨大勇气，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有力维护了两国、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日中有悠久的友好交往历史，也难免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矛盾分歧。希望双方着眼未来，展现智慧，共同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公明党党首山口那津男表示，74年来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各项事业蒸蒸日上。周恩来总理晚年曾向公明党创始人池田大作先生提出日中和平友好的殷切期许，此后福田赳夫前首相同中方共同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希望双方再次确认条约初心，推动和平友好合作精神代代相传。
日本外务大臣政务官穗坂泰表示，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第一条明确“日中双方应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当前两国关系蕴含巨大潜力，也存在诸多课题。双方应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建设性稳定的日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综上所述，中日双方在专场纪念活动中对《中日和平友好条约》都抱以积极态度，给以正面评价，充满着正能量。然而，在绝大多数人肯定和赞同的背后，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某些日本人士甚至公然散布否定和贬低条约的谣言。他们寻找借口，否认“和平友好条约”签订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声称言论NGO民调显示60%以上的人不知道《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存在，42%的人认为该条约没有起到作用。
这种言论遭到了有识之士的有力驳斥，一是民意测验即民调方法不同结果截然不同，从结果可以看出民调方式可能存在问题，提问用语和角度不同结果大相径庭。
二是历经45年有人对条文可能记不清，但是中日世代友好和中日不再战，家喻户晓妇孺皆知，无论老小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日本也不例外，安倍首相到访中国大使馆并题词为“和为贵”。“不再战”与“和为贵”不正是条约明文规定的核心原则---“和平共处”吗？由此说明条约的基本精神即核心原则早已深入人心。企图假借NGO民调，来否定或贬低“和平友好条约”的人，很可能是新军国主义的鼓吹者，把“和平友好条约”当做扩军备战的拦路虎和绊脚石，企图加以推翻。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并非一帆风顺，不少人都以为 1972年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后，应该很快就能签订和平条约了。然而，恢复邦交正常化两年后的1974年田中首相辞职，三木首相上台，情势出乎预料地大变。
当时的日本政府极力反对在条约中写入“反对霸权”一条。“反对霸权”的内容是“不应在亚太地区或其他地区谋求霸权，并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这和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发表的联合声明中所倡导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
但三木内阁持反对立场，其背后，有两股势力在起作用。一是在内阁成员中占主流的反华势力，二是当时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的苏联。在苏联看来，“反霸权”就是“反苏”。在国内外的反对、阻挠和压力下，三木内阁主张撤消“反霸权”条款，显然无意促成《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订。
1976年12月三木内阁总辞职，福田内阁成立，情况又有了转机。当时的国际形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不断扩大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经济交流。美国和欧洲共同体国家重视中国市场，积极接近中国。欧美的举措刺激了日本，害怕落于人后的日本经济界力图与中国发展经济交流。
同时，围绕着签订条约一事，日本政界也出现了新的动向，作为福田内阁的官房长官的园田直在推动条约缔结方面功不可没。中方的阻力也十分明显，虽然领导阶层高瞻远瞩，本着向前看的原则立场主张早日与日本签订“和平友好条约”。但是来自各方的阻力也不可小觑，日本侵略者从1931年至1945年14年间，在中国土地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据不完全统计，日本侵略者杀戮中国军民共计3500万，加上失踪和伤残人数超过4500万。
侵略者掠夺中国资源不计其数，据不完全统计：黄金3.1万吨、白银2万吨、银元2.5亿块、钻石500吨、木材7亿方、煤碳10亿吨、粮食8亿吨、稀土2亿吨、铜矿4.9亿吨，还有字画、古董、文物共1879箱360万件，甲骨文片3万枚。深受日本侵略者压迫、欺辱之苦的中国民众，要从家仇国恨阴影中走出来并非易事。虽然经过诸多曲折和波折，签订和平友好条约最终如愿以偿。回顾条约缔结当初更应觉得其来之不易，十分珍贵，从而将其牢记心头，严格遵守。
如今“和平友好条约”与其它三个政治文件---1972年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中日联合声明》、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日时发表的《中日联合宣言》，2008年胡锦涛主席访日签署的《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一道，构成中日关系的基本准则，奠定了中日关系的坚实政治基础。
在百年不遇的大变局中，中日两国应该按照“和平友好条约”等四个文件精神，最大限度地消除世界和平与稳定面临的各种威胁，肩负起条约赋予我们维护世界和平应尽的时代责任。为了和平与友好，中日要携手构建起战略互信。
一是要保持高层互访。高层互访的最大好处就是直通车效应，是关系不好时建立互信的最好途径。
二是要换位思考，这是构筑战略互信的必要手段。只有通过换位思考，才能更准确地了解对方，减少误判，增进互信。
三是要凝聚共识，这是构建战略互信的重要支撑。凝聚共识就是找出双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从中提炼并最终形成战略层面的共识。
作者：郁志荣（宁波大学东海研究院兼职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