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分认识中俄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王海运

中国原驻俄罗斯陆海空军武官、少将、中国国际战略学会高级顾问、中俄关系史研究会副会长

— 注:本文系作者国内论坛发言 —

在对中俄关系的认识上,我国俄罗斯问题研究界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分歧。部分专家对中央的对俄方针不是那么认同,动不动就唱衰俄罗斯、唱衰中俄关系。有的人还好,仅仅是内部谈论,有的人却是在对俄交往中大发此类议论。这种情况增大了俄罗斯对我国的战略疑虑,影响到我国国内在对俄关系问题上的舆论氛围。所以,不能不予以高度重视。

必须认识到俄罗斯在我们战略全局中具有多方面的战略价值,认识到俄罗斯是新时期我国全球战略运筹特别值得借助的国际力量。

从综合国力看,俄罗斯是具有重大国际影响力的“世界级玩家”。俄罗斯国土辽阔、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这些不用多讲,大家都清楚。俄罗斯的以美元计算的GDP虽然仅仅相当于我们的广东省,但是它在国际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十分重要,甚至不次于中国。今日的俄罗斯虽然不能与前苏联相提并论,但是大国抱负仍然强烈,仍然拥有大国底蕴、大国魄力,时常能够以有限的投入赢得重大的战略利益。仅仅看俄罗斯在最近几场国际危机中表现出来的国际战略运筹能力、民族凝聚力,就不能不承认俄罗斯仍然是具有大国作为、大国能量的世界大国。那种所谓俄罗斯已经成为“二流国家”“三流国家”的议论,与事实严重不符。

从“准多极世界”的主要矛盾看,俄罗斯无疑是一支建设性国际力量。当今世界,既不是美国一家独霸的单极世界,也不是多边共治的多极世界,而是从单极霸权向多极制衡过渡的“准多极世界”。“准多极世界”的主要矛盾是,美国维护单极霸权的非理性挣扎与健康力量构建平衡稳定的多极世界的矛盾。这个矛盾决定了中国的战略选择。特别是在中美俄大三角关系中,俄罗斯有望成为我国对冲美国霸权、改善我国崛起的国际环境,平衡国际格局、构建新型国际秩序的主要战略伙伴。我国这些年的国际实践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正因为此,我国领导人才认为,中俄关系是“全球战略稳定的压舱石”。

从地缘战略现实看,中俄互为最大邻国,相互都是对方安全与发展的“半边天”。长达4300公里的共同边界,对于两国的安全环境和发展环境都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对俄关系对于我国构建经略海洋的陆上战略纵深、战略依托战略价值尤其重大。历史的经验教训非常深刻,海防与塞防孰重孰轻争论不休、难以兼顾的历史教训记忆犹新。

即使仅仅从避免两线作战的基本军事规律讲,中国也不能在遭遇美国战略围堵的情况下再与俄罗斯交恶。千方百计地拉住俄罗斯、用好俄罗斯因素,是中国崛起的战略需要。为了防范域外大国在两国共同周边“生乱生战”,中俄同样需要联手合作。两国联手合作,更是上合组织存在与发展的根本性保证,而上合组织是我国参与创建、对我国具有多方面重大战略价值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

从战略优势看,中俄高度互补,可以相互借助。综合国力上优势互补,可以产生“1+1大于2”的效应。外交运筹上优势互补,一刚一柔,可以刚柔相济、相互支撑。发展要素、发展机遇上优势互补,务实合作潜力巨大。军事安全上优势互补,可以背靠背、构成犄角之势,大大减轻我安全压力。这些对将强未强、面临巨大霸权压力的中国来说,战略价值显而易见。

从国际战略处境看,中俄两国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两国同为新兴大国、非西方大国、转轨中的大国、美国的主要遏制对象国。中俄战略处境的这种高度相似性,在两国与其他大国关系中绝无仅有。这就决定了两国战略利益存在广泛相近性,战略协作具有广泛战略基础。

从战略理念看,两国具有广泛的相通性,这在两国与各大国关系中同样绝无仅有。中俄均赞同国家关系建立在相互平等、相互尊重基础之上,均致力于通过对话协商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均认同“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国”原则。不论在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世界文明多样性问题上,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问题上,在反对霸权主义与单边主义、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安全机制和以不干涉主权国家内政为核心的国际安全准则问题上,还是在维护国家主权统一、反对动辄制裁和滥用武力问题上,在反导、太空非军事化、北约东扩、防核扩散问题上,在反恐、打击“三股势力”问题上,在朝核、东北亚安全问题上,在维护二战历史严肃性、落实二战战胜国国际法安排问题上,中俄都有着非常相近的主张。甚至在价值观问题上,两国也有着广泛相通的理念:俄罗斯的“主权民主”、“可控市场经济”与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着许多相通之处;两国都坚持政治经济发展模式自主选择、反对西方意识形态打压。战略理念的这种广泛相通性,既为两国关系的长期稳定提供了根本性保证,也为新型国际关系特别是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树立起了一面旗帜。

从中俄关系的现实看,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础相当坚实。新俄罗斯独立建国、中俄建交以来,二十几年里,两国关系接连迈上几个台阶,从未发生过大的磕绊,这在两国与各大国的关系中很难看到。两国领导人对当前中俄关系的评价都是,“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两国领导人这么讲,并非外交辞令,而是基于对两国关系的客观评估,是有充分依据的。

概言之,俄罗斯因素在我国战略全局中的重大战略价值是客观存在的,对此我们应有深刻的认识,否则难以用好俄罗斯因素服务于我国的民族复兴大业。

据我观察,中央对中俄关系重要性的认知是非常深刻的,立意非常高远,运筹力度很大。我们应当本着对国家的责任感,认真领会中央对俄关系方针。这关系到我们研究问题的立场、方法,关系到我们对国家利益的认知和维护。不必隐讳,在我们俄罗斯问题研究圈子里,对俄罗斯在我国战略全局中战略价值的认知,与中央的认知普遍存在差距,有的甚至存在严重冲突。

从俄罗斯方面来讲,据我观察,从普京到高层精英,对中国在俄战略全局中重大价值的认知越来越清醒。十多年前我曾经发表过“关于俄罗斯对华战略思维”的文章,认为可以用八个字概括:看重、借重、防范、怀疑。现在可以说,俄对我“更加看重、更多借重,怀疑依然存在、防范明显减少”。我们的责任是,努力消除俄罗斯对我的战略疑虑,进一步深化两国间的战略互信。

现在谈谈中俄关系的另一个侧面,即复杂性问题。谈论复杂性的目的是,增强我们对俄交往的针对性。

说到复杂性,首先要讲两国战略文化上存在巨大差异。俄罗斯的大国主义、势力范围思维、主导权追求,行事风格的极端性和多变性,都与中国以儒家文化为根基的“和合”文化非常不同。战略文化上的这种差异,不可能不影响到高层和精英层的战略思维,两国交往中难免发生磕碰。

其次是历史遗留下来恩恩怨怨。沙皇俄国是帝国主义列强中侵占中国领土最多的国家,而多数俄罗斯人至今不愿承认这一历史事实。斯大林、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曾经给予中国重要援助,但是其民族利己主义、大国沙文主义也对中国造成了极大伤害,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中苏关系更是恶化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从俄罗斯方面讲,则对中国在冷战中后期与美国联手抗苏难以完全释怀,对中国舆论场上不时出现的“收复历史领土”声音非常警惕。

其三是俄罗斯开放意识欠缺。俄罗斯一系列经济法律法规难以与国际接轨,在经济合作中追求“本国利益最大化”,对全球化简单否定的声音也相当强烈,投资环境存在不少问题。

说到历史领土问题,我们国内舆论场上确实存在不利于发展两国关系的杂音。有些人不断在提、在讲这个问题,甚至提出“先还领土,再谈友好”,全然不顾两国《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已经明确写入“相互不存在领土要求”“两国间不存在政治问题”。必须明白,在当前形势下挑起“历史领土”争端,对于“收复历史领土”没有任何帮助,相反,只会引起俄罗斯舆论场上“中国领土要求论”“中国人口扩张论”的泛起,削弱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我们俄罗斯问题研究界,特别是中苏关系史、中俄关系史学者,有责任引导社会舆论淡化历史问题、强化双方对共同利益的认知,夯实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

我几十年跟俄罗斯人打交道,应该说对俄罗斯的两个侧面都有所认知。我不赞成光说俄罗斯人怎么强、怎么重要,也不赞成光说俄罗斯怎么无足轻重、怎么不地道。必须重视“中国威胁论”在俄罗斯的广泛存在。特别是“中俄力量对比失衡论”,存在进一步加剧的可能。中国快速崛起,中俄力量对比差距越拉越大,“中俄力量对比失衡论”在俄罗斯的影响有所增大,俄罗斯对中国崛起不适应、不放心情况可能长期存在。如何消除俄罗斯人对中国崛起的疑虑,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

还有一些人,动不动就唱衰俄罗斯,今天讲俄罗斯要崩溃了,明天讲俄罗斯正在走向衰败。几个城市一游行,马上就说普京执政没有社会基础,普京要下台了。是那么回事吗?俄罗斯如果真的衰败,对于我国又有什么好处?我们研究俄罗斯问题的同志,对俄罗斯的亲西方反对派、反普京势力究竟有多大社会基础、多大能量,应当有个客观的评估,而不应以“学术自由”为由唱衰俄罗斯。“学术自由”不能没有立场,那就是必须努力维护国家利益、服务于中央对俄外交运筹。

还有个两国关系定位问题。两国领导人均坚持“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本定位。习近平主席强调,中俄应当在“结伴而不结盟”方针指引下进一步深化战略协作与务实合作。我认为,“进一步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提法,既符合中俄关系的现实,又符合积极进取的要求。

有些人提出两国要结成军事同盟,我认为不仅缺少现实条件,而且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军事结盟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要放弃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部分让渡国家主权,意味着我们要为俄罗斯某些不理性的行为背书,关键时刻还要承担军事义务。

我认为,在未面临大规模战争危险情况下,我们难以做到,俄罗斯也做不到。中俄结盟的另一重要条件是必须确保相互平等,为此需要促俄抛弃大国主义、主导权追求、势力范围思维,目前显然缺少现实可能。中俄的战略目标都是成为未来多极世界中的独立一极,中俄结盟与此目标也存在矛盾。两国民意对于缔结军事同盟关系也有不少疑虑,两国国内的亲西方势力和极端民族主义势力对中俄结盟构成的牵制同样不容低估。

另一方面,中俄结盟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中俄结成军事同盟,即使再拉上几个中小国家,相对于美国遍布全球的同盟体系,也只能是一个弱势联盟,在由此可能催生出的强弱不对称的新的两极世界结构中,必然面临巨大的战略困境。中俄结盟还会引起美国等国的强烈反弹,很可能引发全面对抗甚至新的冷战,严重恶化我国的安全环境和发展环境、遮断我国和平崛起的进程。中俄结盟还关系到上合组织的未来,不排除引起上合组织分化的可能。而且,与少数国家结成军事同盟,可能引起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疑虑,不利于我国构建更加广泛的“周边紧密朋友圈”和“全球伙伴关系网络”。

因此我认为,不应不顾现实条件和可能后果侈谈军事结盟,而应努力争取“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存在巨大的提升空间,值得继续坚持,但是应当确立更高的战略目标:“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睦邻友好、共同维护周边安全稳定的“好邻居”;破解美国战略围堵、相互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好伙伴”;中国经略海洋的战略纵深、俄罗斯稳定西部战略方向的“战略后方”;集结新兴力量、构建新型国际秩序的“战略盟友”;建设上合组织的两大“主力军”,“一带一盟”对接合作、打造“欧亚全面伙伴关系”的两大“领头雁”;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务实合作伙伴。

特别在军事安全领域,两国有必要在“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框架下结成“特殊友军关系”:在军事战略上相互增大透明度、确保相互信任;在军事部署上背靠背、构成犄角之势;在军事行动上肩并肩、相互助力;在军事理论和军事改革上相互借鉴、相互促进;在军事技术上联手研发、争取突破。

如能实现上述战略目标,中俄关系事实上就将成为一种“准同盟关系”。也就是“不承担军事义务的战略联盟”,“彼此视对方为亲密盟友”的伙伴关系(普京语);双方既保持独立自主又进行机制性协作,构成利益与共、责任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在“准同盟关系”框架内,中俄将在应对遏制围堵上背靠背、肩并肩,在经济社会发展上相互支持、相互配合;以中俄为核心,吸引志同道合的发展中国家首先是新兴大国共同参与,集结有别于西方世界的新兴力量,改变严重失衡的国际战略格局、推进新型国际秩序的构建。

最后,我想用一两分钟回应一下关于“大欧亚伙伴关系”的一些争论。对“大欧亚伙伴关系”构想,我总体上给予正面评价。我不认为“大欧亚伙伴关系”是对“一带一路”的对冲,而认为是相向而行。为什么?首先,两者在理念上是相近的,都是旨在推动欧亚地区国家的共同发展,强化陆权、对冲海权。其次,两者都是开放性的,而不是封闭的、排他性的。“大欧亚伙伴关系”提出要将上海合作组织、欧亚经济联盟,甚至东盟联接在一起。其三,普京是在访华前在接受中国记者专访时提出这一概念的,并且明确提到要与习主席共同商讨共建“大欧亚伙伴关系”问题。在随后的两国元首联合声明中虽然采用了“欧亚全面伙伴关系”的提法,但是基本内涵没有实质性变化。其四,“大欧亚伙伴关系”不仅没有否定“一带一路”,而且提出要和“一带一路”相互配合、共同推进,强化上合组织的“基础性平台作用”。

既然两国元首以联合声明的形式肯定了这个构想,那就已经不是学者的畅想了。普京前不久好像在《大公报》有篇文章,专门谈论“大欧亚伙伴关系”,可见俄罗斯对此问题的重视。所以,关于共建“大欧亚伙伴关系”问题,我们学界应当予以足够的重视,组织力量进行深入研究。

当然,这里可能有个主导权问题。俄罗斯习惯于追求主导权、彰显大国地位。但是,这对我们来说没什么了不起,我们要有充分的自信,力量对比放在这里嘛。更何况俄罗斯权威专家明确提出,希望中国在“大欧亚伙伴关系”经济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

所以,对于“大欧亚伙伴关系”计划,我认为应当给予积极的评价,应当相向而行,争取使“大欧亚伙伴关系”与“一带一路”相互配合,共同服务于我国的战略运筹,共同推动欧亚大陆中部地区经济板块的凸起,并且借以集结新兴力量、打造新兴力量统一战线,改变严重失衡的国际格局、共同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新型国际秩序。 

本文系华语智库专家学者 王海运 专稿,转载请注明出处、作者和本文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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